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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又说：“你是有学问的知识分子，是新疆的青年领袖，我们委员长就是喜欢你们这样的人。你只要同意，明天就可能到重庆，然后再回你的老家。要官有官，要钱有钱。”我严辞驳斥了他，坚定地提出我就是要回党中央那里去。他不等我说完就说：“中央在哪里？”我说：“就是毛主席领导的延安”。他大骂我一通，说只有一个中央，就是重庆的国民党政府。他带有挑衅口吻说道：“共产党是不要知识分子的。你们这样的知识分子将来会想起我的话来的。我原来也是中共党员，资格比你老，我是看透了，只有委员长才是看重知识分子的。”我不等他说完，痛斥他说：“我们的队伍里是不会容得你的！”他气得拿起桌上的报纸说：“我告诉你，延安边区没有了，都统一到中央国民政府，朱毛已经到重庆做大官去了。不信你看这报纸。”我顺势拿过来，飞快地浏览，有重庆谈判的消息，又翻开一版，发现登有高树勋集团军在白沟失利的消息。那人看我不断翻看，就迅速把报纸抢走。他说：“你看完怎么想？”我斩钉截铁地告诉他：“我们无罪，你们应宣告我们全体八路军无罪，释放我们回延安。”他大怒，一拍桌子说：“你是共产党里的顽固分子，对你们这种人，我们有办法，最近美国人发明了一种新药，注射到你身上，全身都会化成水。怎么样？考虑好了没有？”我大声对他说：“还是那句话，回延安，回到毛主席身旁。”他更加用力拍桌子，说：“给我拉出去！”我听了这话，头也不回就走，身后两个大汉立刻架住我的胳膊，还有一只手枪顶住后背，拉出审讯室，丢回原来的牢房。
没等我站起来，同志们就围过来问过堂的情况。我一一告诉他们，尤其是把我军在豫北打了大胜仗的消息写到纸上，秘密传递给其他牢房的同志们。
又过了一段时间，敌人把我们集中到第二监狱大院里住，各个牢门打开，可以串门了。后来才知道是张治中先生来迪化任国民党新疆省主席的缘故，使我们的待遇有所改观。
一天来了个矮麻子，把大家集中起来，在我们面前走来走去，认出吉合和杨之华，与他们讲了几句话就出去了，据说那就是蒋经国。
此后不久，1946年6月初，方志纯通知我与另外五位代表（杨之华、吉合、高登榜、薛汉鼎）出去和张治中谈送中共党人回延安之事，要我们提出以下要求：1、宣告全体无罪释放回延安；2、保证我们全体人身绝对安全，直至到达延安；3、要求出狱后出发前有一段休息时间，以便休整；4、了解他对国共谈判前途的看法，以便向中央汇报。
那天主要由杨之华代表我们与张治中谈判。谈完以后张治中以瞿秋白的私授弟子名义请大家吃饭，他夫人也作陪。
我们提出的要求，除第三条以外其他都同意了。至于其中原因大概张治中也是担心国共内战即将爆发，这些人走不了就麻烦了。
同年6月10日，我们这些在新疆工作的中共党人及其家属子女130余人集体获释，乘车离开迪化，途中历经艰难，于7月中旬抵达延安，回到党的怀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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