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民党人士出狱后敌人对我们更加严厉，手法也更是多种多样。
首先是生活上，每日只发给我们几两带沙子的臭窝窝头，几片黄菜叶。沙子太多，营养不足，许多同志得了肠胃病和牙病。
其次是搞各种突然袭击，采用偷听、偷看，急于发现我们党组织的联系方法，破坏有组织的联合斗争。这一时期不慎被敌人发现蛛丝马迹而被抓去严刑拷打的有曾传芳等同志。当时敌人搜查他的席子底下，发现带有数字的纸条，立刻把他抓去拷问，但老曾尽管被打得遍体鳞伤，也没有暴露联系方式的秘密。
再有就是采用卑劣手段进行策反，如用女的拉男的，或反过来策反；以所谓个别释放，答应可以男女合住为名，进行诱降。同时一些看守也更加凶恶疯狂，动不动就打骂我们。
后来抗战胜利、国共两党在重庆谈判的消息传到狱中，我们中的一些同志一方面对敌人的迫害感到极其愤怒，一方面认为时局好转，我们有了通过斗争争取出狱的可能，因而提出来举行第三次绝食斗争。
此时我已搬离原来的牢房，与方志纯、谢良洪、程九柯、于村同一牢房，还在那个院内，但已转到坐北朝南那一排房子去了。
对于是否进行这次绝食发生了很大的争论。不少同志认为时机并未成熟，不同意在那时举行绝食斗争，尤其不同意绝食后即可出狱的估计，而是认为新来的敌人比盛世才更狡猾毒辣，与我们生死斗争多年更有经验，我方应当准备更艰苦的斗争。我们把这些分歧上报给张子意同志，征求他的意见。他来信说：具体情况不了解，不能作答，但希望我们“百子一条心”，一致对敌。记得他在信中还引用了杜甫的一句诗“家书抵万金”。我当时还有《杜诗镜诠》在手头，即找出这首《春望》，并且常在狱中吟唱。
狱中坚持要求绝食斗争的同志们等不及了，宣布若大家不同意，他们将单独绝食斗争。在此情况下我们决定全体支援投入绝食斗争。
这次绝食条件跟前两次差不多，也是以一二条为抗议性条件，三四条为实质性条件，不过内容更详尽些。声明反对虐待抗日有功人员，反对无罪拘押，要求宣告无罪释放回延安；反对非法审讯，要求公审；反对生活上的慢性屠杀，要求改善生活，改善伙食；反对打骂，要求集中在一起等等。
但是绝食斗争后不久，敌人即将我们分开了，我被押到第二监狱旁一间新修的房子里。那时正值严冬，新房子墙上水迹未干，都冻成了冰。我穿上所有的衣服，盖上被子还是冷。到了绝食的第五六天，凶狠的敌人把饮水也断了。到了第七天下午我忽然听到隔壁一个同志叫我，是薛汉鼎的声音，他说我们是否可以向对方提出先实现大房子集中的要求再商量对策，我同意了。到了第八天上午敌人就把我们十来个人集中到一间大房子里。我到的时候已经有四五个人在那里了，其中也有马明方、薛汉鼎等人。人到齐后我们几个开了个会，研判了敌我形势，一致决定立即恢复进食。第三次绝食斗争就这样结束了。
大集中不久又被分散了。这次我被单人关到一间房子里，只是不久就得了痢疾，一连闹了几天，十分难受。忽然听到对面房子马明方的声音。他说得了这病不要紧，可以养好的。他建议我向狱中医生要一种什么药，吃后多喝水静养就会好。我按照他的话去做，果然渐渐病就好了。
隔了一段时间我们再次被集中关押。同牢房的有曾传芳、赖世禄、于村、马锐等人，一直被关到回延安为止。
此后敌人加强了审讯。一天叫我去过堂。我到那里一看桌边坐着一个问话的，旁边站着两个大汉。坐着的人说：“你就是李志梁？你是留过学，学过哲学的吧，我们来谈谈哲学，好不好？”我拒绝，不理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