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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从实际出发，及时调整政策和策略
中国共产党历来十分注意政策问题，多次向全党强调政策和策略的极端重要性。早在1948年2月27日，毛泽东就指出：“政策是革命政党一切实际行动的出发点，并且表现于行动的过程和归宿。一个革命政党的任何行动都是实行政策。不是实行正确的政策，就是实行错误的政策；不是自觉地，就是盲目地实行某种政策。”（《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86页。）1948年3月20日毛泽东再次强调：“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98页。）
新中国成立后，一方面实行许多新的政策，比如清除旧社会的遗毒、颁布新的《婚姻法》、废除帝国主义在华特权、自主管理海关和关税；另一方面，也对一些不适应客观条件变化的旧政策进行了调整，比如确立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调整新区土改政策，等等。
1、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确立。受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民族自决浪潮和苏联实行联邦制的影响，中共早期政纲比较强调国内各民族的自决权，并提出“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的口号。到了新中国成立前夕，党中央经过认真考察和慎重考虑，对这一政策进行了调整，决定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而不是联邦制。1949年9月7日，周恩来在《关于人民政协的几个问题》的报告中，向政协代表们解释了其中的原因：“我们主张民族自治，但一定要防止帝国主义利用民族问题来挑拨离间中国的统一”，“为了这一点，我们国家的名称，叫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不叫联邦。……我们虽然不是联邦，但却主张民族区域自治，行使民族自治的权力”。（《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238、239页。）
1949年10月5日《中共中央关于少数民族“自决权”问题给二野前委的指示》详细阐述了调整这一政策的理由：“关于各少数民族的‘自决权’问题，今天不应再去强调，过去在内战时期，我党为了争取少数民族，以反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它对各少数民族特别表现为大汉族主义）曾强调过这一口号，这在当时是完全正确的。但今天的情况，已有了根本的变化，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基本上已被打倒，我党领导的新中国业经诞生，为了完成我们国家的统一大业，为了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分裂中国民族团结的阴谋，在国内民族问题上，就不应再强调这一口号，以免为帝国主义及国内各少数民族中的反动分子所利用，而使我们陷于被动的地位。在今天应强调，中华各民族的友爱合作和互助团结，此点望你们加以注意。”并指出，“关于党的民族政策的申述，应根据人民政协共同纲领中民族政策的规定”。（《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0页。） 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对民族政策明确规定为：“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应实行民族的区域自治，按照民族聚居的人口多少和区域大小，分别建立各种民族自治机关。”（《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第10页。）由此，在统一的国家内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被作为一项基本政治制度确定下来。60多年的历史证明，这一制度对于中国在复杂的国内国际环境下，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具有极其深远的意义。
2、土地改革政策的调整。新中国成立前，老解放区已经按照1947年10月公布的《中国土地法大纲》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政策，开展了土地改革运动，充分调动了广大农民的革命和生产的积极性，从人力和物力上支持了解放战争取得胜利。新中国成立后，根据已经建立全国性人民政权的新形势，中国共产党总结老解放区土地改革的经验，对新解放区土地改革的政策进行了若干调整。这些变化，集中体现在1950年6月颁布的《土地改革法》中，主要是：由没收地主在农村的一切财产，改变为只没收其“五大财产”（土地、耕畜、农具、多余的粮食及在农村中多余的房屋），其他财产不予没收；由征收富农多余的土地，改变为保存富农经济；增加对小土地出租者的政策规定。这些政策调整，保护了地主兼营的工商业，减少了地主的反抗，有利于从政策上中立富农，更加孤立地主，并且可以维持地主和小土地出租者的生活，大大减少了土地改革引起的社会动荡，对于保证土地改革的顺利进行和农业生产的恢复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到1952年底，除一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及未解放的台湾省外，土地改革在全国基本完成。为搞好农村工作，中央还要求各地改进农村工作领导方法，提出：“农村工作日趋繁重，党的领导极需改善。”随着领导方法的改进和土地改革的深化，带来了农村生产力的大解放、农村经济的大发展、农民生产积极性的大提高，为后来的工业化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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