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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加强监督制约，注重从制度上拒腐防变
新中国成立伊始，党和政府就意识到预防腐败的重要性。为此，特在政权构建中，从维护党纪、政纪、法纪三个方面，成立了预防和惩治腐败的专门机构，建立了一套监督制约体系。
《共同纲领》规定，县市以上各级人民政府设人民监察机关，其职能是“监督各级国家机关和各种公务人员是否履行其职责，并纠举其中之违法失职的机关和人员”。1949年10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第三次会议，任命谭平山为人民监察委员会主任。《共同纲领》还规定，要组织最高人民检察署为国家的最高检察机关，其职能是“对政府机关公务人员和全国国民之严格遵守法律，负最高的检察责任”。10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罗荣桓任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11月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成立中央及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决定》，规定其任务是检查党的组织和党员违犯党的纪律的行为，受理、审查并决定党的纪律处分或取消处分，加强党的纪律教育。
让人民监督政府，政府就不敢懈怠。在这方面，党中央和毛泽东主要构想是加强对执政党的监督，密切党群关系，注重用制度建设来解决拒腐防变、提高党的执政能力问题。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我国实行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国家最高权力，让人民当家作主。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也领导人民遵守和执行法律。
在党的地位发生了根本变化的情况下，党中央和毛泽东对于党内沾染上各种不良风气的情况始终保持着高度警惕。1950年5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全党全军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要求全党全军进行一次整风运动，严格地整顿全党作风，首先是干部作风。（参见《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第187—188页。）在整风运动中，中共动员民主党派帮助整风，给自己提意见。1951年决定整顿党的基层组织，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反对腐败。东北局报告东北地区增产节约运动中揭露出一些干部犯有严重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的事实，引起了党中央的警惕和重视。1951年11月20日，毛泽东起草了转发东北局报告的批语，第一次向全党提出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问题。刘青山、张子善一案被揭露后，毛泽东亲自过问，严惩不贷，赢得了社会上的普遍赞誉。12月1日，中央又正式作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三反”运动，整肃了大大小小的贪污分子和变质分子，纯洁了党风，极大地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人民中的威信，同时也有力推动了社会风气的好转。
党中央还十分重视舆论监督。1950年4月19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要求“在一切公开的场合，在人民群众中，特别在报纸刊物上展开对于我们工作中一切错误和缺点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册，第163页。）；1953年1月5日，中共中央关于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反对违法乱纪的党内指示强调：“凡典型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事例，应在报纸上广为揭发”（《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第9页。）。在党的领导下和广大人民群众、民主党派的监督下，广大干部工作谨慎，腐败现象、官僚主义得到有效遏制。
正是因为我们党在实际工作中高度重视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所以，新中国很快就全面恢复了遭受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在进行抗美援朝战争的同时，提前完成了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为开展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全面铺开准备了有利条件。虽然我们今天面临的形势和任务与20世纪50年代有了很大的不同，但是这些行之有效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依然闪耀着智慧的光芒，值得我们品鉴。
〔作者常建宏，中央档案馆政策法规研究司党史处处长，北京100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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