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当地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都处于军事化管理状态。从1921年12月组织建立起，支部的领导就确立了这种秩序，他们认为有义务以铁的纪律驱除从落后、陈旧的父权社会继承下来的思想和观念。据比邓小平早来莫斯科三年、即1923年春来莫斯科的郑超麟回忆：“那里面分出了领袖和群众，领袖出令，群众受命，领袖不像是群众的同学，倒像是群众的师长……我们在法国时候也有领袖，但他们的领袖地位是在群众工作中自然表现，自然建立的，我们诚心承认他们是我们的领袖，但也认为他们是我们当中的人，比我们有能力，但同我们一样的人。而莫斯科的大学生对领导的概念却完全不同……他们不仅在领导面前卑躬屈膝，就连在私下里也不敢有不满的言语。我们被分成几个小组，每组四五个人。支部每周开一次到两次会。此外，还有其它不计其数的大会和小会。每次会短则两三个小时，长则四个小时。会场气氛非常紧张、兴奋、热烈。可我们都做了什么呢？什么也没做。有什么理论研究？什么也没有。会议的大部分时间消耗在‘个人批评’上。被批评者随后再去批评批评者。最终结果是大家都面红耳赤，心中种下憎恨的种子。”（《郑超麟回忆录》，香港，第58—60、66—67页。）
虽然任卓宣也来自法国，但他很快就接受了“莫斯科式”的风格，当了书记，并继续得到栽培。他笃信自己的政策，后来在回忆中写道：“我们的方式是符合列宁关于党的自我批评原则的……所有大学生都是来自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所以我们必须注意，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我们必须强迫其改造自己的小资产阶级意识和资产阶级情调。”（任卓宣：《留学归国后的回忆》，《六十年来中国留俄学生之风霜踔厉》，台北，1988年，第74页。）
虽与邓小平相识，任卓宣还是马上对他进行了“改造”。到莫斯科一周后，邓小平要做自我批评。作为一名纪律性强的党员，邓小平还递交了书面声明：“我来此虽不久，团体对我已有很正确的批评，使我知道自己的缺点，向着自新的路上走去，向着使我成就一个真正共产党员的路上走去。我已有在我的错误中去改我的错误的决心，使自己得到进步。”（《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27—28页。）
中国共产党莫斯科支部总部不在东方大学，而是在另一所大学，即邓小平到达莫斯科两个月前开办的，坐落于沃尔洪卡16号的中国劳动者孙逸仙大学（以下简称“中山大学”）。以前这里是首都最古老的中学之一——莫斯科省立第一中学。与东方大学不同的是，中山大学主要是为中国人开办的，不仅招收中国共产党党员，还招收中国国民党党员。1924年1月，在保持政治和组织独立的前提下，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从而建立了反抗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中山大学正是这个统一战线的教学中心。
邓小平、邓绍圣和傅钟在东方大学只停留了很短时间，也就是在他们到达莫斯科12天后即转到了中山大学。因为有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认为，把那些被寄予厚望的中国共产主义者派到这所苏联主要的“中国”大学更为适合。在东方大学的年轻人甚至还没来得及适应，该校校长格利高力·伊萨克维奇·布莱托已经把他们的档案交给了他的同事，中山大学校长卡尔·别加尔多维奇·拉狄克。
1926年1月29日，邓小平拿到了中山大学的学生证，学号233，俄文名伊万·谢尔盖耶维奇·多佐罗夫。学校又给每位新来的同学发放了全套的生活用品：衣服、大衣、肥皂、牙膏和牙刷（参见А.В.潘佐夫：《苏中关系秘史·布尔什维克与中国革命（1919—1927）》，莫斯科，2011年第237页。），分配了宿舍。第二天，也就是1月30日星期六，邓小平终于坐到了课桌前。中山大学的教学计划安排得非常丰富。
邓小平开始学习俄语、社会形态发展史（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革命运动史、东西方革命运动史、联共（布）历史、经济学、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是德国社会主义者卡尔·考茨基的《卡尔·马克思经济学说》）、党的建设、军事事务以及新闻学（课程设置的最后一个科目标注的是“报刊”）（参见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第530宗，第1卷，第16号；C.А.达林 ：《中国回忆录（1921—1927）》，莫斯科，1975年，第176页。）。学期设置为2年，学生每周上6天课，每天8个小时（参见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全宗530，目录1，卷宗17，第53页。）（从1926年下半年开始——周一至周三每天8小时、周四至周六每天6小时（参见《在中国劳动者孙逸仙大学》，《真理报》1926年3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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