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山大学学习的一切，对于邓小平来讲都是全新的，他吮吸着知识的营养。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来莫斯科就是为了“弄清楚什么是共产主义”。他在填写中山大学入学履历时写道，“我过去在西欧团体工作时，每每感觉到能力的不足，以至往往发生错误。因此我便早有来俄学习的决心。不过因为经济的困难，使我不能如愿以偿”，“我更感觉到而且大家都感觉到我对于共产主义的研究太粗浅”，“我能留俄一天，我便要努力研究一天，务使自己对于共产主义有一个相当的认识。我还觉得我们东方的青年，自由意志颇觉浓厚，而且思想行动也很难系统化，这实对我们将来的工作大有妨碍。所以，我来俄的志愿，尤其是要来受铁的纪律的训练，共产主义的洗礼，把我的思想行动都成为一贯的共产主义化。我来莫的时候，便已打定主意，更坚决地把我的身子交给我们的党，交给本阶级。从此以后，我愿意绝对的受党的训练，听党的指挥，始终为无产阶级利益而争斗”（参见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全宗530，目录2，卷宗5，第175页。）。
邓小平被分在第七学习小组（当时中山大学共有30个这样的小组，每组25—40人），分到第七小组的学生被认为是将来无论在共产党还是在国民党都会更有政治前途的学生。和邓小平同在一组学习的有他的朋友傅钟、叔父邓绍圣，还有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俄文名：尼古拉·弗拉基米罗维奇·叶利扎罗夫），汪精卫的外侄陈春圃（指陈璧君的远房侄子——译者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于右任的女婿屈武，未来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组织部部长谷正鼎（俄文名：卢森堡）、未来的国民党行政院内政部政务次长邓文仪、国民党南京市党部主任委员肖赞育（俄文名：皮萨列夫）。这一组私下里被称作“理论家小组”。
学习小组用俄语授课，这当然影响了教学质量。上课时一半时间用于口译，且口译不能总是完全符合原意。但学校不能给邓小平提供其他选择，没有中文授课的小组，邓小平也不能去法文小组，因为他虽在法国生活5年却没有学会这个国家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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