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山大学就读期间，党务工作占用了邓小平大量时间。开学后不久，邓小平就在中山大学全体团员会议上被选入学校的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组织局，而第7小组的党员同学推选他为本小组的党小组组长（参见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全宗495，目录225，卷宗1629。），于是他并不情愿地被拉入学校展开的尖锐的派系斗争中。事情发生在1926年初，任卓宣提出“会议第一，学习第二；实践第一，理论第二”的口号，（参见余敏玲：《莫斯科中山大学（1925—1930）》，博士学位论文，纽约，1995年，第179页。）较之更关注党务会议的学生，把更多注意力放在学习上的学生被公开抨击为“学院派”和“个人主义”，而那些在开许多个小时的长会时没有坚持到最后就去吃午饭的学生则被批判成“小资产阶级”和“利己主义者”。许多老师对此不满（参见余敏玲：《莫斯科中山大学（1925—1930）》，博士学位论文，第179页。），校长拉狄克本人表示出更加强烈的愤怒。他虽曾是列宁近卫队成员，但他也是这世界上最珍视个人自由的人。1926年2月18日，在中山大学全体党员会议上他和中共莫斯科支部的领导者进行了讨论。此后，他亲笔草拟了支部的工作计划，包括号召中共学生党员们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孙中山思想，要求任卓宣不要干扰学生自由思考和讨论与中国革命相关的任何问题（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全宗530，目录2，卷宗33，第28—30页。）。
拉狄克的号召找到了富饶的土壤。许多在莫斯科怀有政治抱负、富有激情的中国青年公开反对莫斯科支部。时年22岁，来自安徽农家的团员陈绍禹（即王明——译者注）成了他们的领袖，他借用任卓宣的俄文化名词根来批判其理论和实践方针。结果，到了1926年春，教学几乎陷入瘫痪。幸好6月暑假开始了。包括邓小平在内的学生们去了莫斯科近郊雅罗斯拉夫铁路沿线的塔拉索夫卡疗养院。这里也充满了自由的空气。陈绍禹和他的同学并不想结束辩论。他们召开激烈的全体会议反对任卓宣和其他莫斯科支部的“老板”，会议持续4天，直到校长拉狄克来到塔拉索夫卡以联共（布）中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和学校校长的名义宣布取消莫斯科支部，并研究于近期将中国学生党员转入布尔什维克党。1926年夏，任卓宣回国（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全宗530，第1卷，第42号。）。
从此以后，包括邓小平在内的所有中共党员，都按照布尔什维克党中央组织局的决定成为由校党委领导的完全从属于领导学校党委的俄罗斯共产党员的联共（布）候补党员。候补党员没有选举和被选举权，他们不能和学校党委的正式党员领导竞争。而校党委的领导也和拉狄克校长不同，他们严格遵守和中共莫斯科支部领导一样的党建观点，不允许有任何的独立性。中山大学党务工作方法实际上并没有改变。所有党、团成员还像以前一样要参加冗长的党的会议，还有其他形式，如分组讨论、“现行政策小组”会，会上要求他们公开表明对党的领导的忠诚。（参见余敏玲：《莫斯科中山大学1925—1930》，第172—173页。）中山大学党委书记谢德尼科夫不厌其烦地向学生们灌输：党内不能有任何民主，只有在党完成社会主义建设之时才能谈党内民主（参见余敏玲：《莫斯科中山大学1925—1930》，第175页。）。
这一切并没有扰乱邓小平。他虽是个急性子，却能严格遵守党的纪律，接受大多数人的观点，尽量不表明自己的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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