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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初期国内税制进行的最重要的一项改革是国营企业的“利改税”。这项改革从1979年开始在湖北等地的部分国营企业试点。
在前期试点的基础上，1983年全国国营企业推行了第一步“利改税”，国营企业由完全上缴利润变为“税利并存”。也就是对国营企业的利润，先征收一定比例的所得税，然后根据企业的不同情况，对税后利润采取多种形式在国家与企业之间进行分配。虽然对企业来说，上缴税和上缴利润并没有多少本质区别，但从税种的设计上，国营企业有所得税了，这是一个性质上的根本变化。它改变了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国营企业与国家间只上缴利润这样的分配方式，属于市场化改革的性质。随后，1984年国营企业又进行了第二步“利改税”，将“税利并存”过渡到完全的“以税代利”，税后利润留给企业使用。“利改税”后，税收收入成为财政收入的最大来源。随着改革开放的向前推进，个体、私营经济获得发展的空间，与之相应，到了1986年开始有个体工商业户所得税，后来又有私营企业所得税。应该说，这几个税都是随着市场化的改革进程一步一步产生的。
总的来看，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我国长期以来形成的单一税制开始被打破，一套内外有别、以流转税和所得税为主体、其他税种相配合的税制初步建立起来。其中，内资与外资企业被区别对待，分别适用于不同的税法；在内资企业内部，也是多种税并行，如内资企业所得税，按照企业的经济性质和产权关系，划分为国营、集体、私营企业所得税和个体工商业户所得税，每个税法的内容都不一样，税率、扣除等也不相同。在这种税制下，不同性质的企业，税负不统一，总体上是外资税负轻，内资税负重，而且内资企业内部税负也是不统一的。这对于企业间的公平竞争非常不利。关于差别税制的争议在日后日渐强烈。
史鉴：您是什么时候到税务部门工作的？
许善达：我1984年从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专业研究生毕业。这年财政部税务局升格为财政部税务总局，需要扩充人员。研究生学习期间，农村金融、农村税收是我的研究课题，而税务总局缺少熟悉农村的业务干部，1985年我被调进税务总局。
史鉴：在1994年税制改革前，也就是说从改革开放初期，对财税体制是否也开始进行一些改革的尝试？如当时进行的企业与国家、地方与中央财税承包制，以解决前后两者间的分配问题，但实际效果怎样，带来什么后果？
许善达：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为调动地方和企业的积极性、保证财政收入的上缴，承包制从农村被引入到解决国家和企业之间、以及中央和地方之间两个重要的财税分配问题上。其中，企业承包制的代表是首钢，中央和地方财政收入承包制的代表是江苏省。从1987年开始，全国掀起第一次企业承包热潮，企业与政府一对一地签订承包合同，将税收、贷款、利率、税率、外汇额度、价格、原材料供应等统统包下。
关于企业经营承包责任制在当时是存在争论的。财政部出于缩小承包制范围的考虑，提出只能承包所得税，不能承包流转税。因为流转税（产品税、增值税、营业税）在税收收入中占的比重较大，是国家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重要杠杆，若连流转税都承包，将难以保证财政收入的稳定增长。国务院接受了这一意见，在1988年5月发出《关于加强税收工作的紧急通知》，强调不能把流转税承包给企业，已经列入企业承包范围的要纠正。此后，国务院又在多个文件里强调了这一点。但是事实上，不包流转税的规定又执行不下去。如首钢，就承包了流转税，而且首钢的承包文件也是国务院批准的。
承包制实施后，虽然发挥出一些短期效应，但由于其制度固有的弊端，问题很快就显现出来。一是政府财政收入事实上比按照税法征收的收入减少了。承包制设计的一个目的就是减轻企业负担，调动企业积极性。但由于承包合同的签订是通过企业与政府一对一谈判完成的，企业负担的减轻常常就变成了没有规则的减轻：谈得好，减得多；谈得不好，减得少。二是造成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全面放松。
如企业包贷款，贷款额度、利率高低、贷款期限等全部包在企业与政府签订的合同里，银行只能按照合同给企业贷款，利率说多少就多少。在这样一个状况下，政府很难随经济形势的变化及时调整宏观经济政策。如果说价格闯关是1988年发生通货膨胀的导火索，那么承包制就不得不说是其中的一个主要原因。另外，在当时的税制下，减免税政策随意性很大，连县级政府都有减免税权。当时税法有一条，说企业有困难的可以酌情给予减免。如何定义“有困难”实际上是个随意性很大的问题。事实上企业怎么都能找到“困难”。结果，全国到处减免税，税法失去了刚性，财政收入收不上来。
承包制带来的诸多问题根源在于其制度上的困境：一方面，被“包”死的税收，使财政收入难以随经济增长而同步增长；另一方面，地方的财政包干制，使中央难以分享地方经济发展的成果。特别是1989年政治风波后，我国经济增长速度趋缓，这些问题愈发难以消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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