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为当代中国发展进步奠定的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下篇：关于制度基础

何谓“制度”？毛泽东在《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中阐述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优劣时强调：“根本的问题是制度问题，制度决定一个国家走什么方向。”“社会制度变了，这个国家走的方向就要随着改变。” 倘若把如上论述加以简化，制度就是方向。何谓“基础”？按照人们通常的理解，基础是事物变化的根本。把制度和基础联系起来解释，“制度基础”就是一个国家“走的方向”，就是立国之本、执政之基。毛泽东为当代中国奠定的制度基础是什么呢？其荦荦大者似有如下诸项：

关于国体。国体决定国家性质，规定社会各阶级在国家政权中的地位和作用，是最根本的政治制度，决定和支配其他政治制度。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的每个时期，都把建立什么样政权摆在重要位置上。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主持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确认国体“是工人和农民的民主专政的国家”。 抗日战争时期，由于日本侵略变动了中国的阶级关系，毛泽东又从国体的高度阐释抗日民主政权“只能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们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国体——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 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进一步指出，即将建立的新民主主义政权，“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权”。人民大众包括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主资产阶级，以工人、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为主体。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国家。 随后又将国体准确地概括为“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 ，并语重心长地告诫全党和全国人民：“这是如同布帛菽粟一样地不可须臾离开的东西。这是一个很好的东西，是一个护身的法宝，直到国外的帝国主义和国内的阶级被彻底地干净地消灭之日，这个法宝是万万不可弃置不用的。”

毛泽东关于国体的理论，总结了中国革命的丰富经验，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为当代中国制定一切政治制度，具有定向和奠基的重要意义。

关于政体。政体是根本的政治制度，表明国家政权的构成形式，由国体决定并为国体服务的。从土地革命时期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全国工农兵会议（苏维埃）”，到抗日战争时期各革命根据地的参议会，再到解放战争时期各解放区的“人民代表会议”，实行的都是与国体相适应的民主集中制。

解放战争胜利前夕，毛泽东谈到即将建立的新中国，依然强调政体是民主集中制。他说：“我们政权的制度是采取议会制呢，还是采取民主集中制？”“在中国采取民主集中制是很合适的。”“我们提出开人民代表大会”，“不必搞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和三权鼎立等”。 于是，体现人民当家作主、有效治理国家的民主集中制即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便成了根本的政治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