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为当代中国发展进步奠定的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这个制度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就初露端倪，创始人还是毛泽东。1942年5月，他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中强调：“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并号召革命的、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谈到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时指出：“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文艺是从属于政治的，但又反转来给予伟大的影响于政治。” 这些主张，是针对文艺事业提出的，但具有普遍意义，也适用文化事业。当时处在战争年代，这个制度集中表现于为工农兵服务、为政治服务，直到改革开放前。改革开放后发展成“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关于“双百”方针，他先在1950年为戏曲改革题词“百花齐放，推陈出新”中提出了“百花齐放”，1956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除了以上重大制度外，毛泽东还在这些制度的指导下，主持制定了与这些制度配套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等各项具体制度，为当代中国的一切发展进步，为后来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奠定了全面的制度基础。

简短的余论

邓小平在1981年主持制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指出：“我最早提出写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一位的任务，是树立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这个问题写不好，决议宁可不写。在这一点上站住了，决议才能拿出去。这是中心，是关键。” “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就是恢复毛泽东同志的那些正确的东西嘛，就是准确地、完整地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嘛。基本点还是那些。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 时隔30多年，重温邓小平这些精辟论断，愈加感到他独具慧眼，远见卓识；愈加感到毛泽东伟大崇高，毛泽东思想深邃丰厚，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愈加感到“仰之弥高，钻之弥坚” 。

（作者为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