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为当代中国发展进步奠定的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关于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这项基本政治制度，就是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始于抗日战争时期，成于解放战争时期特别是筹建新中国的过程。毛泽东是这一制度的创立者，高度重视调动其他政党的积极性。1948年5月1日，他就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等事宜亲笔致函李济深、沈钧儒：“提议由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于本月内发表三党联合声明，以为号召。此项联合声明，弟已拟了一个草案，另件奉陈。以上诸点是否适当，敬请二兄详加考虑，予以指教。三党联合声明内容文字是否适当，抑或不限于三党，加入其他民主党派及重要人民团体联署发表，究以何者适宜，统祈赐示。” 1957年，他在《论十大关系》中又提出：“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现在看来，恐怕还是几个党好。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可以如此，就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

毛泽东关于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的理论和实践，经过不断的改进和充实，形成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基本格局：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各民主党派不是在野党和反对党，而是同共产党密切合作的友党和参政党。

关于民族区域自治。这项基本政治制度，实质是国家结构形式，即实行单一制还是实行复合制（如联邦制、邦联制等）。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筹划下，第一个实行省级少数民族区域自治的是内蒙古（东部）自治区。1947年3月23日，中共中央在《关于内蒙古自治问题的指示》责成东北局转西满分局：“在大会宣言中应确定内蒙自治政府非独立政府，它承认内蒙民族自治区仍属中国版图，并愿为中国真正民主联合政府之一部分”。 新中国成立后，按照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期间提出“恢复内蒙古历史上的本来面貌”的主张，实现了内蒙古东西部统一的民族区域自治，为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和单一制国家实现民族区域自治树立了典范，确定和完善了国家结构形式。

关于基本经济制度。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经历了一个较长的发展过程。1949年3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阐述新中国的经济构成和经济制度时明确指出：“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加上私人资本主义，加上个体经济，加上国家和私人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这些就是人民共和国的几种主要的经济成分，这些就构成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 这一设想，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委托共产党起草的《共同纲领》所吸收。这个纲领规定：国家从各方面“调剂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使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 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由毛泽东主持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重申了这一规定。

1953年以后，随着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实施，以及对个体农业、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加快，多种所有制经济只剩下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形成了单一的生产资料公有制格局。全国范围内基本完成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标志着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由于在这一过程中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过于简单划一，出现了某些没有意料到的问题。最值得反思的是，当公有制已经成为社会主义经济的主体，为了继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可否保留一些非公有制经济作为必要和有益的补充？毛泽东及时觉察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最先提出“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当然要看条件，只要有原料，有销路，就可以搞。” 他的主张，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中央思考如何改进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开辟了广阔前景。

关于文化前进方向。根据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经济是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文化是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在国家各项制度中，文化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方面。按照毛泽东关于“制度决定着一个国家走什么方向”的论断，文化前进的方向就是文化制度。

中共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必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原则，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全面发展，建设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 其中，“二为”方向、“双百”方针、“三贴近”原则，就是建设三个“面向”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制度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