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明星
“这是一个极端紧张而又关系到全军团大局的军事行动”
1934 年7 月23 日，正是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屡战不利之时，中央军委给湘赣省委来电指示：“中央书记处及军委决定六军团离开现在的湘赣苏区，转移到湖南中部去发展扩大游击战争及创立新的苏区。”来电还阐述了军委这一决定的目的：红六军团去湖南中部积极行动，将迫使湘敌不得不进行战场上和战略上的重新部署，破坏其逐渐紧缩中央苏区的计划，以辅助中央苏区之作战；这一行动，还能最大限度地保存红六军团有生力量。电报还就这次行动的组织领导，作了规定：“（任）弼时同志及部分的党政干部应准备随军行动，弼时即为中央代表，并与萧克、王震3人组织六军团的军政委员会，弼时为主席。”
中央军委既然有命令，萧克等人立即进行了转移的准备工作。8月7日下午3 时，全军约9000人，由江西遂川的横石出发，踏上了西进的征途。经日夜兼程行军，连续突破敌人四道防线，于11日中午到达了湖南桂东县的寨前圩。12日，在寨前圩召开了连以上干部的誓师大会，庆祝突围胜利。根据中央军委指示，由任弼时正式宣布成立红六军团领导机关，萧克为军团长兼红十七师师长，王震为军团政委兼红十七师政委。
萧克用兵灵活机动，转战于湘、桂、黔三省之间，忽东忽西，行动灵活，使敌人难于琢磨。何键曾无可奈何地说，红军“时而声东击西，行踪飘忽，作圈子策”，“我十五、十六师跟踪追逐数千里”，“军队疲于奔命”，他还破口大骂其部下无能。
10月初，红六军团进入贵州石阡县境。就在这时，敌军频繁调动，以近24个团的兵力对红军实施大包围。萧克等人没有察觉湘、桂、黔敌的联合“围剿”部署，红六军团一度陷入绝境。7日拂晓，红军准备到石阡县的甘溪大休息，然后越过石阡、镇远大道，向江口地区开进。哪知上午10时许，红六军团与强敌发生遭遇战，敌众我寡，被迫向西在石阡、镇远、余庆、施秉、黄平一带盘旋行动，一时间地形、敌情、社会情况和供应等都处于不利的地位。更可怕的是，在桂、黔敌军24个团的重围之中，红六军团先后被截为四段，减员很严重，部队常在悬崖峭壁小路上攀行，有些部队一天一顿稀饭，赤脚行军。萧克回忆说：“这是我军旅生涯中最困难的时刻！我当时已意识到战略形势很不利。如果不脱离这个地区及强敌的包围，就会陷入极为危险的地步。我除了与任弼时、王震等一起注意全军行动方向和行军组织及后勤外，更注意的是想法脱出危险的战略处境。”
任弼时看出了萧克的紧张情绪，问他：“怎么样？”
萧克坚定地说：“坚决向东去，脱离这个地区，争取主动。”
沧海横流，更显英雄本色。一天下午，经过与敌巧妙周旋，萧克指挥红六军团终于挺进至石阡至镇远间敌之封锁线上，一举击溃了敌之巡逻警戒部队，占领了东去江口的路口。萧克当时最大的顾虑，是敌人控制这个路口，堵住红军东去之路，这样红军就得回到原来不利的战略地区。幸好，这个路口红军及时控制了，并在当地老猎户引导下，深夜进到一条人迹罕见的谷涧水沟（贵州称为夹沟），从沟底鱼贯而东。这时，南面的湖南军阀部队，北面的桂系军队早已发现了红军主力。将近黄昏，敌人从南面进攻，黄昏后北面也打响了，形成了南北夹击。这时，除警戒部队外，红六军团陆续东去下到夹沟。萧克亲自站在路口指挥部队行动，午夜绝大部分过去了，他又令两侧掩护部队，撤到路口改为后卫，随大部队跟进。“天亮，我与后卫一起出了夹沟，看到了正在东升的太阳，才松了一口气。这是一个极端紧张而又关系到全军团大局的军事行动。直到现在，一经忆起，心胆为之震惊。”
1934年10月24日，红六军团抵达贵州印江县木黄，与贺龙指挥的红二军团胜利会师。“我们两个军团会合的时候，二军团有4000多人，六军团有3000多人。”这两个军团联手创建了湘鄂川黔苏区，又一起进行了艰苦的长征。
1936年7 月2 日，红二、六军团到达四川甘孜与红四方面军大会师。5 日，按照中央军委的命令，红二、六军团组成红二方面军，贺龙为总指挥，任弼时为政委，萧克为副总指挥。10月，萧克被任命为红四方面军第三十一军军长，达到了他红军生涯的顶峰。
1937年8月，红军改编为八路军，萧克担任八路军一二O师副师长，挥戈北上，奔赴伟大的抗日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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