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为何一再挨批受贬

瞿秋白与张国焘在中共六大上发生激烈争论，给共产国际的“指导机关工人化”提供了新的口实

大革命失败后，中共党内从上到下，出于对国民党屠杀政策的仇恨，对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愤怒，革命急性病迅速膨胀，使党内“左”倾情绪很快蔓延开来。所谓“‘左’是站着斗，右是跪着降”的说法，广为流行。加上中央对形势的判断严重偏离实际，认为当时中国革命仍然处于高潮阶段，而且还在“不断高涨”。瞿秋白不但连续撰文为之推波助澜，而且在他主持的临时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一再讨论和强化这个错误的指导思想。

1927年11月9日，由瞿秋白主持召开的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罗明纳兹起草的《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认为国民党统治已处于崩溃的边缘，现时全中国是直接革命的形势。因而，会议制定了组织全国武装暴动的总策略，要求农村暴动和城市暴动相结合，并以城市暴动为“中心及指导者”，从而使“左”倾盲动主义在全党取得支配地位，给革命事业造成了许多损失。中央部署发动的两湖暴动、广州暴动和上海暴动相继失败。包括张太雷在内的一批党的重要骨干牺牲了，大量党的领导机关被破坏，参加暴动的工人、农民死伤严重。血的教训，使中央领导开始注意到防止暴动中的盲动主义问题。

从1928年1月12日的《中央通告第28号———论武装暴动政策的意义》发布起，中央开始纠正暴动中的“左”倾盲动错误。4月30日，中央发出接受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的第44号通告，“左”倾盲动错误在全国范围的实际工作中基本结束。与此相关，瞿秋白在中共中央一把手位置上的时日，也行将结束。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和共产国际执委会直接指导下，中共六大于莫斯科郊外召开了。在这次大会上，瞿秋白身为上届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和“左”倾盲动错误的主要责任人，既是大会筹备和召开的主要组织者与主持者，又是大会的主要批评对象，以至被解除（表面上是落选） 党内最高领导职务。

促成瞿秋白政治命运发生如此变化的根源，在于共产国际。一方面，就像对大革命失败的追责，必然导致陈独秀的下台一样（当然，其中也有陈不听共产国际指挥的因素），追究“左”倾盲动错误给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造成的危害之责，瞿秋白自是难辞其咎。

中共六大开幕前，瞿秋白等先后同共产国际领导人布哈林和联共（布） 领导人斯大林，就有关问题进行了接触。斯大林明确告诉瞿秋白，中国革命目前还不是高潮，只有当革命发展到已有胜利可能时，才可以说达到了高潮。在接下来的部分中共领导人和共产国际领导人举行的政治谈话会上，瞿秋白却依旧不承认自己对形势判断有误。他明确表示，不理解斯大林对高潮问题的解释。他确信，中共中央此前在原则上并无错误。在中共六大的发言中，他继续坚持这些观点（他因此受到中央其他同志和代表异口同声的批评）。

在会上，被视为机会主义代表的张国焘，跟被视为盲动主义代表的瞿秋白多次发生激烈争论，大有无休无止之势。这逼得布哈林出面制止，“就是你们这两个大知识分子在吵架，再吵就把工人干部提拔起来代替你们”。张、瞿的对立，给其他代表造成了不良影响，又给了共产国际“指导机关工人化”以新的口实。

就在张国焘和瞿秋白闹得不可开交之时，向忠发这匹工人出身的黑马腾地跃起，夺人眼目。过去总说他四肢发达、头脑简单，但他在莫斯科的种种不俗表现，证明他不但有头脑，而且有心机。例如，在上述政治谈话会上，他的发言异常谦逊，自谓离开中国很久（1927年10月，他就受派前往苏联，参加俄国十月革命十周年庆祝活动，后来在赤色职工国际工作，并参加中共六大筹备），对很多实际情况不了解；对党的理论也知之不多，还缺乏马克思主义的观察力。又如，他认为党内机会主义错误的产生，最主要的是它的小资产阶级社会基础；对中央错误的批评，不能站在个人立场上，更不能罔顾事实，把所有问题都说成是中央的。向忠发的言论、态度，得到许多代表的赞赏，受到共产国际领导人的青睐。向忠发在共产国际扶持下，毫无悬念地当选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政治局常委会主席。瞿秋白虽然当选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但得票都很少。这显然跟一些代表对备受“左”倾盲动错误折磨怀有怨恨之心，不想选举这一错误的主要领导人有关。

以上情形表明，瞿秋白在中共六大上挨批受贬，实在是事出有因。不能出于同情瞿秋白，而过多地把这一结局跟某些个人间的恩怨纠葛扯成一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