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虽然无愧于中国优秀知识分子代表、中国革命先驱者的称号，又是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之一，党内杰出的理论家、宣传家，但是袁他却在党内一而再、再而三地遭受批判和贬斥，直至就义多年后，依然是非缠身，难得清白。许久以来，所谓王明、博古之流一直打压他，是造成上述现象主要原因的说法，成了定论。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简单，其中种种纠葛、因果关系复杂得很，甚至匪夷所思。
八七会议正式改组了中央领导机关，组成了以瞿秋白为首的新的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
瞿秋白虽然是中共早期领袖之一，但在世人心目中，他的文名远远大于他的官声。就拿他主持召开八七会议这一中共历史上具有转折意义的历史事件来说，人们更多提到的，也只是毛泽东在会上亮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观点，而鲜有忆及瞿秋白的言行与贡献的。这也难怪，瞿秋白本质上是一介书生，他的兴趣、志向原本在写文章、做学问上。后来，为自救救人于水火之中，而走上改造社会的道路，才涉足政治与政党。至于担负领导工作，尤其是党的最高领导工作，则非他所愿与所能。
瞿秋白早在中共成立之前，就已到达苏俄，并经张太雷介绍，于1921年5月成为俄共属下的共产党员（1922年2月，正式加入中共）。在苏俄期间，瞿秋白除担任北京《晨报》和上海《时事新报》特派记者外，还在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简称“东方大学”） 中国班任教，讲授俄文，并担任理论课翻译，讲授唯物辩证法、政治经济学等课程。刘少奇、罗亦农、彭述之、任弼时、柯庆施、王一飞、萧劲光等，都曾在这个班学习。
1922年初春，瞿秋白随中国代表团参加了共产国际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兼任翻译。同年冬，他出席了共产国际举行的第四次代表大会，并为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陈独秀做翻译。因此，他得以较早较深地为共产国际领导层和中共高层所了解。在中共已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的背景下，这番经历显然有助于瞿秋白较快进入中共高层。1923年1月，他从苏俄回国，五个月后他出席了中共三大，并为大会起草党纲草案，在会上就党纲草案问题作报告。
1924年1月，瞿秋白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同一起代表中共出席大会的林伯渠、毛泽东、张国焘，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1925年1月，瞿秋白参与中共四大的领导工作，并担任大会政治决议案审查小组组长；当选中央执委会委员，同陈独秀、蔡和森、张国焘、彭述之组成五人中央局，开始主管党的宣传工作。
1927年四五月间，瞿秋白在中共五大上再次当选中央委员，并进入政治局任常委。陈独秀则有惊无险地第五次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一职。
陈独秀在中共五大上仍然被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大大出乎共产国际的意料。在共产国际看来，陈独秀不能不伸出脑袋承担大革命失败的责任，况且他还时不时对共产国际表现自己的独立性。作为一种补救，共产国际采取断然措施，以“训令”形式责成其驻中共代表鲍罗廷在汉口主持召开中共临时政治局会议，决定由张国焘、张太雷、李维汉、李立三、周恩来五人组成常务委员会，行使中央政治局职权；并决定派陈独秀赴莫斯科讨论中国革命问题。从此，陈独秀不明不白地离开了总书记的位子。这是中共五大结束后仅两个月，即1927年7月12日发生的事。7月13日晚，瞿秋白随鲍罗廷离开武汉去庐山。他们根据共产国际指示，在这里研究中共中央领导机构改组和南昌起义等问题。7月下旬，瞿秋白回到武汉后，即参加了中央常委会的领导工作。8月3日，瞿秋白第一次主持召开中共临时中央常委扩大会议，讨论中央紧急会议的准备工作。8月7日，在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指导下，瞿秋白主持召开中央紧急会议，并代表临时中央常委会作《关于将来工作方针》的报告。会议正式改组了中央领导机关，组成以瞿秋白为首的新的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
八七会议纠正和结束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但是，会议在反对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同时，却为“左”倾盲动错误开辟了道路，也为瞿秋白在中共六大下台埋下了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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