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为何一再挨批受贬

瞿秋白在米夫控制的扩大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退出中央政治局，王明则直接进入中央政治局

1930年10月，随着李立三奉召到达莫斯科，中共中央8月上旬几次政治局会议记录，以及远东局人员寄出的关于他们与立三中央争论的情况报告陆续到达莫斯科后，共产国际对李立三所犯错误性质的看法陡然发生变化。共产国际领导人被中共中央（尤其是李立三） 那种藐视共产国际权威，凌驾于共产国际和苏联利益之上的忘乎所以的态度所激怒，对中共中央错误的批评立即上升到路线错误的高度。10月底，共产国际执委会给中共中央发来一封“关于立三路线问题的信”，指出李立三提出了一条“非布尔什维克的、非列宁主义的”“反国际的路线”，要求中共中央向全党指出李立三的方针有“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实质”；批评六届三中全会“模糊混淆这两条路线的原则上的不同”，犯了“调和主义”错误。来信希望“中国共产党的全体党员会给这种反共产国际的立场以致命的回击”。

11月18日、22日、25日，瞿秋白接连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共产国际的“十月来信”，一再表示接受共产国际的批评，承认三中全会没有揭露李立三的错误性质是路线错误，而采取了调和的态度，因此要进一步清算和纠正“立三路线”错误。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在稍后听取和讨论“李立三同志关于1930年6月至9月间中共领导的政策和关于三中全会的报告”的扩大会议上，全盘否定三中全会，并把主要矛头对准缺席的瞿秋白。主席团委员库秋莫夫、马其亚尔、萨发洛夫、曼努伊斯基、库西宁、白腊昆等人的发言，全都指名道姓批判瞿秋白，指责他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时，“领导了中大（莫斯科中山大学） 小团体纠纷”；回国后， “ 无原则地领导了三中全会”；“以两面派的态度对待国际”，要求“召集四中全会来改正三中全会的错误”。列席会议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张国焘、蔡和森、黄平以及李立三等，也发言批判了瞿秋白。

12月18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致电远东局，否定中共中央召开紧急会议的计划，要求中共召开六届四中全会，其任务是：无条件地执行国际路线，修改和批判三中全会的决议，制止瞿秋白的两面派行为，消除宗派主义等。这份电报，宣告了瞿秋白将被逐出中共中央政治局。正在上海谋划中共中央领导机关改组事宜的米夫同样批评了三中全会，要求中共中央召开六届四中全会，而不是紧急会议。

与此同时，中共党内也涌动着批评和否定三中全会的声浪。除了王明、博古、沈泽民、陈昌浩、王稼祥等从莫斯科回国的干部声讨三中全会和瞿秋白，要讨回他们被“压制”的公道外，何孟雄、李求实、林育南等人，以及罗章龙、徐锡根、王克全等人，也都从不同立场和观点出发，反对三中全会的“调和主义”，要求中央召开紧急会议解决李立三“左”倾路线问题。一时之间，从中央直属机关支部、军委、交通系统工作人员，到江苏省委、全总党团，很快掀起了谴责三中全会对“立三路线”包庇、纵容的批判高潮。矛头所向，直指中共中央。

在共产国际和党内不同派别的双重压力下，在米夫的直接干预下，中共中央不仅撤销了此前对王明、何孟雄等人的处分，还决定任命王明为中共江苏省委代理书记，而且发出了宣布三中全会决议及中央最近各项通知无效，重新决定政治决议和改造充实各级领导机关的、自我否定的《中央第九十六号通告》。瞿秋白和周恩来甚至自请退出中央政治局。对此，米夫的态度则是“留周去瞿”。

1931年1月7日，中共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在上海武定路修德坊6号（今武定路930弄14号） 召开。出席会议的不少代表直至会议宣布开始前，仍然不知道会议的性质。向忠发主持会议，但米夫操纵了会议的全部进程。王明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完全抹杀三中全会的功绩，狠狠批判瞿秋白和“立三路线”，要求全面彻底改造党。何孟雄、罗章龙、王稼祥等相继发言，也批评“立三路线”和三中全会，强调要彻底改造党的领导。有人甚至要求瞿秋白等人立即离开中央。瞿秋白自然只有再次作自我批评、自请处分的份。

会议匆匆通过了米夫起草的《四中全会决议案》，根据米夫和中央政治局事先拟定的名单补选了中央委员，改选了中央政治局。瞿秋白退出了中央政治局，保留中央委员职务。王明则越过中央委员这道门槛，直接进入了中央政治局。

1933年秋瞿秋白被再批“右倾机会主义”，并非已在瑞金的博古中央所为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瞿秋白虽离开了中共权力中心，在上海主要从事左翼文化工作和著述，但他仍被党关心和保护。在白色恐怖笼罩下，瞿秋白夫妇的处境十分险恶，随时有被捕的危险，国民党南京政府就悬赏两万元，缉拿瞿秋白。中共临时中央以及全总党团书记陈云、左联党团书记冯雪峰、上海中央局组织部部长黄文容等，都曾出面通知瞿秋白避险，或护送他（他俩） 到安全地方避难。在工作上，1931年春夏之交，他受中共中央委托，一度代管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简称“中央文委”） 的工作。6月，中共河北省委遭敌人破坏，中央曾决定派他去担任河北省委宣传部部长。后因虑及他在平津熟人很多，个人及组织的安全易出问题而改派他人。

1932年3月，中央文委负责人潘梓年在上海南京路大三元酒家的一个雅间里，为丁玲、田汉等举行入党仪式。瞿秋白代表中央宣传部出席，并讲了话。根据中央建议，在瑞金召开的中华苏维埃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都缺席当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并担任（继任） 临时中央政府的教育人民委员（教育部长）。这些史实足以表明，长期流行的所谓瞿秋白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遭到王明、博古“左”倾中央变本加厉的打击和迫害的说法，未必实事求是。

不过，1933年秋，瞿秋白又实实在在挨了一记闷棍。9月22日，“中央”发出《中央关于狄康（瞿秋白） 同志的错误的决定》，指称“狄康同志犯了非常严重的有系统的机会主义的错误”，“要求他立刻解除自己的机会主义武装，在全党面前公开的诚恳的揭露自己的机会主义的实质”，并且认为各级党部应对其错误“开展最无情的斗争，来教育同志”，“以保证彻底执行中央关于反对五次‘围剿’的决议”。

事情是由瞿秋白以“狄康”或“康”的笔名，在《斗争》第49期至第51期上所发表的几篇文章， 特别是《庐山会议的大阴谋———“有组织的饥饿政策”》一文引起的。在“中央”看来，瞿秋白对革命形势估计不足，看不到苏维埃与红军的伟大力量，因此在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的新任务面前表现惊慌失措，便来偷运和继续他过去的腐朽机会主义，成了阶级敌人在党内的应声虫。在“中央”指出他的错误以后，他还不愿意承认自己的错误，甚至“多方掩饰”。

于是“中央”就发出了这么一个“决定”。

10月底，在上海出版的中共中央理论刊物《红旗周报》，发表社论和署名文章，批判瞿秋白。这便是被称为“《斗争》事件”的大致经过。有人据此断言，这是博古中央在全党范围内发动的一次批瞿斗争。与此同时，博古中央还“作出了令瞿秋白离沪赴赣的决定”———对他进行新一轮的残酷打击和摧残。

为还原历史真相，我们有必要弄清两对性质不同的事物，即此“中央”非彼中央，此《斗争》非彼《斗争》。

1933年1月，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临时中央从上海迁入中央苏区（瑞金） 后，成立了中共中央上海局（又称中共上海中央执行局，简称“中央上海局”），作为中共中央设在上海的代表机关。它的第一任书记，就是扬言要把瞿秋白“一棍子敲出党外去”的李竹声（后叛变）。中央上海局的主要任务是：代表中共中央领导党在白区的工作，负责同全国各地党组织、共产国际代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及与苏区中共中央的联系，并直接领导江苏省委。其时的江苏省委管辖江苏、浙江、安徽和上海市区党组织，机关设在上海。

中央上海局成立后，或因当时形势变化，或因接到共产国际、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信件、指示，曾用中共中央名义发出一系列宣言、决议、决定、指示、通知。

“据考证，1933年以后，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布的文件中，绝大部分是中央上海局发出的。”由此可知，“9·22”决定的炮制者、发布者，应是中央上海局，而非博古中央。况且事情既然发生在上海，瞿秋白又非中央领导人，批一批他，以表示对前两个月收到的共产国际关于进行反右倾机会主义斗争的指示，以及《中共中央委员会关于帝国主义国民党五次“围剿”与我们党的任务的决议》（1933年7月24日） 精神的贯彻，在中央上海局看来，是一桩分内的小事，用不着请示博古中央同意。

刊载瞿秋白那几篇文章的《斗争》，是在上海出版的中共江苏省委编的油印机关报（刊物），而不是在瑞金出版的中共苏区中央局（中共中央局） 的铅印机关报《斗争》。其实，后者是中共临时中央迁到瑞金后，于1933年2月4日创刊的。

此前，苏区中央局办有《实话》，苏区中央局组织部办有《党的建设》，但两种刊物“均不能按期出版，而且内容方面还有很多缺点，以致不能完成党的机关报的领导作用”。因此，苏区中央局决定将它们合并，易名为《斗争》。有了这种区别，就任凭谁也无法把所谓“《斗争》事件”的祸水泼到博古、博古中央头上了。

事实上，除了瑞金的《斗争》在第33、34期连载了《红旗周报》上署名为“海浪”的文章之外，当时在中央苏区就没有正儿八经地开展过批判瞿秋白的机会主义的活动。这并不奇怪，一来中共中央局已经把共产国际指示的反右倾机会主义斗争和正在进行的批判“罗明路线”斗争结合开展，没有必要再批“右倾机会主义”，何况马上就要着手筹划第五次反“围剿”；二来瞿秋白的问题发生在白区，且不过是几篇小文章引出的老问题，对苏区没有形成什么影响。再往私底里说，博古对瞿秋白素有尊敬、同情之心，他也不忍心率众“打死老虎”啊。所以，硬说博古中央借“《斗争》事件”再整瞿秋白，并趁机令他离开上海去中央苏区，从而使他踏上不归路，完全是一派胡说八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