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为何一再挨批受贬

“《斗争》事件”后，瞿秋白到瑞金主持教育工作是张闻天建议，并经博古同意的

1934年1月上旬，瞿秋白奉命离开上海去瑞金，完全是革命工作需要的正常调动，一定意义上还是对他的保护（前文已说到他在上海的处境很危险）。此前，他虽然担任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教育人民委员，却一直身在上海，未能到职视事。

教育部长一职便由副部长徐特立代理。徐老虽恪尽职守，但身兼列宁师范校长等职，百般事务缠身，教育行政方面不免力有不逮。再加上当时强调一切服从革命战争，党内有人遂主张取消苏区内的文化教育工作，停办学校，结果“造成了苏区内文化教育工作的特别的落后，甚至使苏维埃中央政府的教育部变成了无人顾问的机关”。这是时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中央宣传部部长、中央党报编辑委员会书记，中央分管政府工作的张闻天，在他1933年9月9日写的一篇题为《论苏维埃政权的文化教育政策》的文章中提到的。在这篇文章中，他还指出教育部一直没有制定出一个苏维埃教育的学制出来，依照这个学制来有系统地进行我们的教育工作。

张闻天因而希望富有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文化涵养及领导才干的瞿秋白，能亲到瑞金视事，以迅速改变苏区文化教育工作的落后局面。1933年12月，张闻天同已从上海到瑞金，准备参加中共六届五中全会，时任中央党校教务长的冯雪峰商定，并得到博古同意，决定请瞿秋白尽快来瑞金主持中央政府教育部工作。冯雪峰旋即发电报至上海通知瞿秋白，瞿秋白接电报后于1934年1月7日离开上海，2月5日到达瑞金就任。

瞿秋白到瑞金后，对苏区教育事业的规划和建设，对苏区文艺大众化的提倡和实践，对苏区文化教育人才的培养，对干部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的提高，对苏区军民精神生活的活跃与丰富，所付出的辛勤劳动与作出的贡献，都从不同侧面表明：把瞿秋白从上海调到瑞金工作，是十分恰当的、无可指责的。

从以上瞿秋白就义前遭到的几次批判及贬职来看，不难明白这其实是多种因素造成的。既有共产国际的不信任（这是主要的），又有中共党内的政见分歧，还有他个人的性格弱点，经验与能力、魄力不足。至于其中掺杂的宗派主义、小团体主义、个人主义等非组织、非理性情绪与做法，则是党在成熟路上难免出现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