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为何一再挨批受贬

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后，瞿秋白成为中共中央实际的主要领导人

中共六大结束后，瞿秋白出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留在莫斯科。其间，他因与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米夫，在中山大学江浙同乡会及清党问题上的冲突，在讨论中国富农问题上的分歧，使两人在中共六大时产生的矛盾进一步加深。米夫纵容其亲信王明挑头向中共代表团及瞿秋白发难，促使共产国际执委会“以坚决的态度”谴责中共代表团。瞿秋白因此被解除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的职务。虽然如此，但瞿秋白仍是共产国际及其代表信任的中共重量级领导人。随后，他就被共产国际执委会派遣回国，受命和周恩来一起，主持召开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处理李立三问题。

1930年6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由李立三起草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决议案，提出了在新的革命高潮日益接近的形势之下，准备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建立全国革命政权的战略总方针；规定了组织政治罢工以至总同盟罢工，组织地方暴动和兵士暴动，猛烈扩大红军，号召红军发动进攻的策略路线。决议案的通过，标志着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取得了统治地位。随后，中共中央又决定将党、团、工会各级机构合并为各级行动委员会，并成立中央总行委，作为领导武装暴动的最高指挥机关。

当李立三的“六月决议”送到莫斯科时，瞿秋白无比惊诧地说：李立三简直是发疯了！难怪驻上海的共产国际远东局不同意公开发表这个决议。但中共中央没有屈从远东局，还是发表了决议。6月下旬，远东局与中共中央的分歧摆到了莫斯科面前。共产国际为此作出了对双方既有批评又都有肯定的“七月决议”，表示在承认中共中央政治路线正确的同时，希望中共领导同志能“竭尽全力”建立同远东局的正常关系。决议还任命米夫为远东局书记和成员。

在李立三看来，“七月决议”只是莫斯科对华政策的一般性指导文件，而不是针对他的方针与策略的警告。所以，李立三在7月、8月反而加快了全国武装暴动和总罢工的计划与部署，而不管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反对。他认为，中国将成为世界革命的中心，苏联和共产国际应采取进攻路线，以便配合中国的夺权斗争。在8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与远东局的联席会上，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也强硬声称：除非共产国际解散政治局和中共中央，否则中共中央将继续此前之一切工作布置，而决不中止。即便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国际仍然没有对李立三的错误上纲上线。在8月25日联共（布） 中央政治局批准的共产国际执委会给中共中央的电报草稿中，只是批评了“李立三同志根本不想尊重事实”，而继续指出：共产国际以前同中共中央代表团完全一致制定的所有决议和指示仍然有效。

瞿秋白和周恩来于1930年7月下旬先后离开莫斯科回国，8月下半月分别到达上海。经过紧张筹备，9月24日至28日，在他们主持下的中共六届三中全会（扩大），在上海麦特赫斯脱路（今泰兴路） 一所临时租用的洋房里举行。会议的指导性文件，就是共产国际的“七月决议”和8月25日的电报。会上，向忠发作《中央政治局工作报告》，周恩来作《关于传达国际决议的报告》和《组织报告》，李立三作自我批评的发言，瞿秋白作政治问题讨论的结论。会议通过了瞿秋白根据共产国际指示精神起草的《关于政治状况和党的总任务决议案》，以及《对于中央政治局报告的决议》等。

决议批评了李立三对革命形势的错误估计和“左”倾政策，没有把积极准备武装暴动的任务和充分地争取群众的任务密切联系起来，犯了“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然而，李立三执行的路线“是和共产国际路线一致的”。全会停止了组织全国总暴动和集中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行动，恢复了党、团、工会的独立组织和经常工作，纠正和结束了作为“立三路线”主要特征的错误。全会改选了中央政治局，撤销李立三的政治局常委兼中宣部部长职务，由瞿秋白接替。瞿秋白还兼任中央农委书记、中央党报委主任，成为中共中央实际上的主要领导人。但是，三中全会没有清算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思想实质，错误地强调右倾仍是党内的主要危险，要集中火力打击右倾。在组织上，错误地批评和处分了曾经反对李立三的何孟雄等人。这给后来党内几股力量反对三中全会及瞿秋白的“调和主义”路线，埋下了根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