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学贤
巩固统一战线内部团结
开国之初,百废待兴,各项事业都要从头做起,统战工作和民族工作更是面临许多新的领域和新的问题,各种关系错综复杂,任务极其繁重。李维汉在党中央领导下,积极协助周恩来同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协商,提出让党外人士在中央人民政府包括政务院和各部委担任领导职务,很好地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合作,产生了良好影响。
当时,由于革命的胜利,中共党内不少同志产生了骄傲情绪和以功臣自居的思想,轻视统一战线,不愿意安排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担任政府的领导职务,表现了严重的关门主义倾向,亟待教育克服,否则,我国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就难以巩固和发展。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1950年3月,李维汉在中央领导下主持召开了第一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他在会上作了题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新形势与新任务》的报告。他根据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精神,明确提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开始转到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从为推翻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争取人民革命胜利的时期,转到为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肃清帝国主义在华侵略势力和封建主义以及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恢复发展新民主主义的经济与文化,为进入社会主义准备条件的新时期。
他针对会上暴露出来要求提前消灭资产阶级的“左”的思想,阐明了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基本方针,指出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仍然要实行团结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他说,要把中国从落后的农业国变成现代化的工业国,必须尽量利用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基本政策是在为实现《共同纲领》而奋斗的基础上,又团结又斗争,以团结为主,斗争是为了团结。他针对要使民主党派成为非党布尔什维克的组织和忽视民主党派作用的思想,阐明了党对民主党派的基本方针。他指出,各民主党派都是以民族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为主体的阶级联盟的性质。过去,中共争取了各民主党派的合作,对于争取中间力量,壮大人民阵营,孤立革命敌人,起了重要作用。今后继续巩固这种合作,在肃清国内残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和建设新中国的事业上,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他提出,为使各民主党派能够适当地尽其历史作用和政治任务,必须帮助他们在政治上不断前进,在组织上有相应的发展。他还具体阐明了其他方面统战工作和民族工作的方针政策。这篇报告经中央批准,成为建国初期统战工作的一个根本指导性文件。
开国之初,大批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参加政府担任各级领导职务,同时,各地协商机构相继建立起来。如何搞好政府机关中共产党同党外人士的合作共事关系和如何开展协商机关的工作,成为巩固发展统一战线的一个重要问题。为着解决好这个问题,李维汉于1951年4月,以政务院和全国政协的名义,分别主持召开了政务院第一次全国秘书长会议和省、市协商委员会秘书长会议,讨论了政权、协商机关的统战工作问题。他在会上作了《进一步加强政府机关内部的统一战线工作》的报告,阐明了政权机关内部统一战线工作的一系列问题,主要是共产党如何同党外人士合作共事问题。他提出,必须让党外人士有职、有权、有责;共产党员要主动团结非共产党员;把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作为搞好合作共事关系的基本方法,等等。
他在省、市协商委员会秘书长会议上的报告,具体地阐明了协商委员会的性质及其与各方面的关系。他指出,协商委员会是统一战线的政治协商的组织,对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不是直接领导的关系,不能以命令行事,而要靠协商办事。它不是政权机关或政权性质的机关,不是行政和立法机关。它与同级人民政府互无领导关系,是人民政府经常进行协商和取得建议的机关,等等。使党与党外人士合作共事得到很好的坚持。
1957年4月,为学习和贯彻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所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李维汉主持召开全国统战部长会议。
他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讲了自己的体会和认识,分析了同统战工作有直接关系的几个重要社会矛盾,如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民族矛盾、宗教矛盾等,提出了处理这些矛盾问题的意见,主要有三项:一是要执行中央提出的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战略方针。二是要加强政治工作和思想改造工作,提倡学习马列主义。三是是唱对台戏。他说,对台戏就是贯彻毛泽东所说的“放”,“就是放手让大家讲意见,使人们敢于讲话,敢于批评,敢于争论;不怕错误的议论,发展各种意见之间的相互争论和相互批评”。又说,“执政的党必须认清对台戏的重要意义,欢迎敢于同我们唱对台戏的人。必须不回避斗争,有听取批评,不怕批评的气量。必须采取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达到新的团结的方法,而不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方法。必须采取分析和说理的态度,虚怀若谷,是其是,非其非,与任何人平等,以理服人,而不是不分青红皂自,蛮不讲理,以势压人,并且要准备求同存异,求大同存小异,同中有异,允许别人有异”。
1957年反右派斗争期间和以后,由于党的指导思想上出现“左”的错误,造成阶级斗争扩大化。李维汉在统战工作和民族工作的指导上不可避免地也产生失误。他在晚年回忆这段历史时这样写道:当时,“对于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关于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以及反右派斗争的方法和部署,我当时思想上没有怀疑,生怕跟不上,指导思想同样是‘左’的。因此,在民主党派、工商界、党外人士中间坚决贯彻执行这些指示,同样犯了严重扩大化的错误。我在这期间发表的一些文章、讲话,缺乏全面、历史的分析,对同我党长期合作,并且早已宣布具有阶级联盟性的民主党派,简单地宣称为‘它们过去和现在都是资产阶级政党’;把在1956年初已经宣布为工人阶级一部分的知识分子,重新戴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对已经交出生产资料、处于由剥削者向劳动者转变过程中的工商业者,断言‘他们基本上没有抛弃资本主义的反动立场’。这些估计,否定了1956年以来我们党和我个人对他们在接受社会主义改造中已经取得的巨大进步和深刻变化的正确评价,是‘左’倾思想的表现。在对划为右派分子的斗争和处理上,打击面过大,处理也过严过重”。“这场反右派斗争的后果很严重,把一大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的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使他们和家属长期遭受委屈和打击,不能为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这不仅是他们本人的不幸,也是国家、民族的不幸”。他怀着沉痛的心情写道,“我当时担任中央统战部部长,对反右是积极的,错误多大,我都有一份重要责任。对于一切被误伤的同志和朋友,我至今仍然感到深深的歉意”。
1958年反右派斗争基本结束后,李维汉先后主持召开了两个重要会议。一个是6月召开的回族伊斯兰教问题的座谈会。他在会上作了关于宗教问题的专门讲话,除了继续说明我国宗教具有五性的特点(即群众性、长期性、民族性、国际性和复杂性)外,对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作了完整解释:每个公民有信仰宗教的自由,也有不信仰宗教的自由;有信仰这种宗教的自由,也有信仰那种宗教的自由;在一个宗教里,有信仰这个教派的自由,也有信仰那个教派的自由;过去不信仰现在信仰有自由,过去信仰现在不信仰也有自由。他在讲话中还阐明了改革宗教制度的问题。他说,宗教信仰不是改革的问题。要改革的是宗教制度。宗教制度也不是所有的东西都要改,而是要改那些在今天的条件下,对回族的发展变成了障碍,妨害比较大的、同国家法令相抵触的东西。怎么改?不是采用大规模群众运动的方式,而是采取和平改革的方针,主要是依靠群众的生活经验,帮助他们去认识宗教制度中哪些是对他们有害的,妨碍他们发展生产、改善生活和增进民族团结的东西,从而启发他们改革和抛弃那些东西的要求。这些话是对回族伊斯兰讲的,对其他宗教同样适用。
1959年8月中共中央庐山会议(即八届八中全会)错误地批判彭德怀后,在党内错误地开展了反右倾运动。党外怎么办?要不要也开展反右倾运动?对此,毛泽东在9月15日的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会上已经明确宣布,知识界大有进步,民主党派大有进步,工商界也大有进步,在党外不搞反右倾运动。但是,统战部内有些同志仍然主张在党外搞反右倾的重点批判。李维汉坚决维护和贯彻毛泽东提出的不在党外开展反右倾运动的指示,力排众议,据理说服一些同志,一致同意不在党外开展反右倾重点批判,使统一战线避免了又一场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破坏。
从1959年起,主要由于“左”的错误,加上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撕毁合同,撤走专家,我国开始进入三年困难时期。这时,在党外人士中由于1957年反右派斗争以来阶级斗争扩大化,造成人心惶惶的紧张不安状态。李维汉针对这种情况,在统战工作中提出了和风细雨神仙会的方法。1959年底到1960年初,民建和全国工商联召开全国代表大会,他建议民建和全国工商联的领导人,采取神仙会的方式,实行“三自方针”(自己提出问题,自己分析问题,自己解决问题)和“三不主义”(不打棍子,不戴帽子,不抓辫子)。神仙会方式的实行,使到会者解除顾虑,敞开思想,畅所欲言,会议开得生动活拨,缓和了紧张空气,加强了团结,极大调动了党外人士的积极性。
1960年元旦前后,李维汉与全国工商联主委陈叔通、民建中央主委黄炎培等商量,建议“两会中央”召开座谈会,采取和风细雨的“神仙会”方法,遏制这种不良势头,被“两会中央”采纳。不料,会议开始后,当时云南省工商联秘书长聂叙伦、重庆市家属代表杨佩珍、全国工商联杨鉴清3人的发言,遭到了一些与会者的抨击。
李维汉知道后,立即把聂叙伦他们约到人民大会堂浙江厅谈话。见面时,他满面笑容,一边亲切地与他们握手,一边连声称赞说:“你们对党讲真话,够朋友!”落座之后,他又对聂叙伦等在小组会上的发言作了充分肯定,给他们撑腰说:“你们被人攻击,不要怕,要顶得住,这就是革命!只要我们不反党,不反社会主义,什么都不要怕。”
他抬高嗓音大声道:“共产党是讲真理的,为了真理,杀头也不怕嘛!”
聂叙伦听到这里,不禁热血沸腾,一股凛然正气从心底进发!
谈完话,李维汉又邀聂叙伦等共进午餐。席间,他深情地说:“工商界中有些人对党不讲真心话,这个问题,我早就嗅到气味了。所以,我曾向‘两会’提出过这个问题,也在中央召开的双周座谈会上谈过自己的意见。对工商业者来说,既要搞好‘顾一头’,也要落实‘包一头’的政策,代表他们的合法利益。你们这次来开会,就是要做好这篇文章。”
聂叙伦等分别汇报了在小组会议上反映的情况。李维汉听后十分高兴,说:“我工作很忙,要我来听人讲假话,我是不高兴听的。何必浪费时间呢?今天你们是讲了真话的,是不是够?我不能说,但这是好的。你们对党讲真话,够朋友!”
李维汉一边招呼大家用餐,一边侃侃而谈:“这次座谈会,应该做到大家都讲真心话,应该允许别人有不同的意见。在党内也是这样,你可以保留自己的意见,但已经决定的,就要坚决执行。我们思想上还应该有个准备,就是自己反映出来的情况,不一定全面,将来如果有出入,怎么办呢?改就是了。”聂叙伦等听罢,纷纷点头称是。
李维汉诚恳地说:“我们党内也有这样的人,浮夸、虚报、放卫星。所以我们要整风。地方上也可能有这样的人,只喜欢听好的一面。”他尖锐地指出:“文山县工商联反映不真实,不说真话,这种作风就该整掉。”
稍停片刻,他深沉地告诫大家:“我已经说过了,工商界是不搞整风的,可以用‘神仙会’的方式来改正这种作风。老实说,要我下放和农民一样,评工记分,我也搞不下去。有人说‘我那里没有这种情况’。我看,谁也不敢打这个包票。”他反复强调:“工商业者包括他们的家属不下放农村安家落户。把他们下放到少数民族地区去,这是不对的,这个问题必须纠正和解决。”
李维汉的一席话,使聂叙伦等既拓宽了视野,又消除了心理压力。走出浙江厅,他们觉得步伐轻快多了。
后来,李维汉又将“神仙会”的方法推广到其他民主党派,推广到各地工商界、知识界和民主党派的全体成员,取得了十分理想的效果,不仅缓和了党与非党的关系,增强了统一战线内部的团结,而且使党外人士在国内物质生活条件十分困难和国外封锁、逼债的双重压力面前,能够紧密地团结在党的旗帜下,为克服暂时困难贡献力量,这不能不说是李维汉作出的一个重要贡献。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对此极为赞赏,曾给予了高度评价。
1960年夏季,民革、民盟、民进、农工党、九三学社和致公党分别召开中央全会。李维汉建议他们也采取神仙会方法,并在这六个民主党派的会议上作了题为《学习毛主席著作,逐步改造世界观》的报告。这些民主党派的会议也都开得很好,开出了两个积极性,即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积极性和自我改造的积极性。以后,又将神仙会的方法推广到各地,推广到工商界、知识界和全体民主党派成员,帮助党外人士提高了认识,缓和了党同工商界、知识界和民主党派的紧张关系,增强了统一战线内部团结,使党外人士在物质生活条件十分困难的形势下,经受了考验,紧紧地团结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周围,并且为克服暂时困难作出了自己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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