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炳南亲历中美大使级会谈【2】

中美大使会谈

1955年4月，王炳南出任中国驻波兰特命全权大使。7月底的一天，王炳南和大使馆的同志们去郊外野餐时，机要秘书送来了中国外交部的一份电报。这是一份发往驻英代办处的电报，内容是说，美国通过英国方面的斡旋，向我建议举行中美大使级会谈。电报加抄驻华沙大使馆。王炳南读了电报心里有些纳闷，为什么发往驻英代办处的电报要加发到华沙使馆?旁边的使馆工作人员猜测可能是要他去参加会谈。几天后，他接到了中国外交部关于要他担任中美大使级会谈中方首席代表的正式通知。

中美大使级会谈的消息一公布，整个世界为之震惊。各国重要报刊几乎都作为头版头条新闻予以报道，并作了许多评论和预测，王炳南个人历史、他与周恩来的关系，甚至私人生活，一时都成了报刊上的新闻。

王炳南于7月底经瑞士首都伯尔尼，由中国驻瑞士大使冯铉陪同抵达日内瓦，一下火车就被抢新闻的记者们蜂拥上来团团围住。他向新闻界发表了一个简短的演说。他说:“中国人民一向对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不想和美国打仗。周总理在亚非会议中，早已经说中美应该用谈判方式来缓和目前的紧张情势。如果双方都有一样的诚意，我相信这次会谈，不仅是遣返侨民问题不难得到合理的解决，而且更进一步还能对缓和中美之间的紧张情势有所贡献。”

对于会谈的议程和所要达到的目的，一开始双方就有很大的距离和分歧。我方认为会谈应着重讨论台湾问题及安排杜勒斯国务卿和周恩来总理的直接会谈和建立两国的文化联系等实质性问题。美国则只想先要回扣押在中国的美国人，并要求中国保证不对台湾使用武力。实际上会谈中最尖锐、最突出、最棘手、最不可调和的问题就是台湾问题。最后为使会谈先开起来，我方同意了先谈遣返侨民问题。

第一次中美会谈确定于8月1日下午在国联大厦一个小会议厅举行。当王炳南等中国代表步入会议厅时，许多新闻记者都友好地招手致意。美国首席代表是约翰逊，真是巧合，他和王炳南在日内瓦会议上会谈的两个对手，又再次交手了。

会谈正式开始，王炳南首先宣读了我国政府释放美国11名间谍的声明，对方表示了谢意。双方经过商谈，达成了会谈的议程的协议，一是遣返双方侨民问题；二是双方有争执的其他实际问题，同时确定第二天上午继续举行会谈。第一次会谈比较顺利，气氛是轻松愉快的。第二次会谈只进行了一个小时就结束了。双方提出了遣侨名单。王炳南提出的名单中就有钱学森的名字。

原来，在6月间，钱学森在给国内的一封家书中夹带了给陈叔通副委员长的信，要求政府帮助他早日回国。陈叔通将信转给了周恩来。周总理见信后立即交给了王炳南，他便就钱学森的回国问题向约翰逊提出交涉。约翰逊却狡辩说，没有证据表明旅居在美国的中国人想回去，王炳南立即举出钱学森的例子进行驳斥。他还提出授权印度作为第三国关照在美国的中国公民的利益。

在第三次会谈中，约翰逊一开始便要求中方立即无条件地让所有在中国的美国人离境，以便为进入第二项议程其他实质性问题的讨论扫清道路。王炳南认为如何处理美国在华被押人员问题是会谈的内容，决不是继续会谈的条件。因此他郑重地重申我国对遣返中国留学生和侨民的立场，提出美国必须立即释放那些被无辜监禁的所有中国人，使他们有机会返回祖国。这时约翰逊已不再提扣留有技术的中国人是美国的法律了。

约翰逊代表美国政府，固执地坚守着他们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完全独立的主权国家的所谓原则，即使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也怕造成承认中国的印象和结果。如王炳南提出授权印度驻美大使馆照管中国侨民，他就始终不同意，生怕这就等于承认中国对居住在美国的侨民负有合法的领事权利，就等于承认了中国是个主权国家，排除了台湾当局。经过好几个回合的斗争，约翰逊理屈词穷，经请示杜勒斯后被迫接受中方的意见。但说不能用“授权”两字，只能用“邀请”，以减少中国的合法性和法律责任。王炳南断然予以拒绝。所以会谈的遣返侨民问题反反复复进行了多次，却无积极成果。会谈进行了11轮后，到了8月底，会谈从每周举行3次减少到1次。会谈形成程式化，双方轮流照本宣科，互不用语言攻击对方。王炳南为首的中方代表始终彬彬有礼，他们的立场是坚定的，态度是严肃的，但言之有理，举止沉着，保持着文明讲理的外交风度。

根据周总理的指示，王炳南可以大胆地同约翰逊进行私下接触。约翰逊也取得杜勒斯的同意，也和王炳南进行个人交往。于是出现了有意思的情况，他们在会谈桌上非常严谨，各自守住一条防线不放，会下却常有些有趣的甚至是友好的私人交往。在正式场合不便说的话，私下可以磋商，交换看法，摸摸底，甚至还可能有点突破。在会谈僵持不下时，为了缓和一下气氛，有时就互相邀请吃饭。首先，约翰逊为了解决一个问题，想了解我方的态度，又要避免记者的视线，便在一个僻静的山上找了一个别墅，悄悄地请王炳南他们去吃饭，在饭桌上解决了一个技术性的问题。后来为了同样的需要，经请示周总理同意后，王炳南也在同一地点请约翰逊吃饭。还邀请过他们来看中国京剧团在日内瓦的演出。他们高兴地接受了邀请，但一再叮嘱说，要保密，千万不能让记者知道。看完戏，约翰逊称赞道：“这是中国古老文明的艺术表现，是美国没有的。”

另外，王炳南从华沙去日内瓦，中途在捷克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格换乘飞机时，也常常和约翰逊相遇，同坐一架飞机，回来时也一样。有时因气候不好，飞机不能起飞，他们还被安排在同一家旅馆住宿。王炳南和约翰逊好像成了一对旅途伙伴。

经过40天之后，为使中美会谈不在一个问题上纠缠，更快地进入实质性会谈，我国对在押的美国人进行进一步核实和处理，王炳南接到国内指示，于9月10日向约翰逊宣布，中国有关当局对在华的12名美国人的复查已经结束，他们可以获准出境。在其他一些具体问题上，由于我方也作了一些适当的让步，从而使这一段反反复复在原地踏步不前的会谈有了进展。中美双方终于在9月10日的会谈中达成了一个协议，也是15年大使级会谈中唯一达成的协议:“中华人民共和国(美利坚合众国)承认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美国人愿意返回美利坚合众国者(在美利坚合众国的中国人愿意返回中华人民共和国者)，享有返回的权利，并宣布已经采取、且将继续采取适当措施，使他们能够尽速行使其返回的权利。”

不难看出，这是在互不承认的情况下，处心积虑搞出来的一份奇怪的联合公报。在公报中既要体现互不承认，又要体现双方的一种共同意见，还要体观双方的联系，于是就别出心裁，搞了这么一个各说各的“杰作”，叫作“协议声明”。上世纪70年代尼克松和周总理达成协议发表的上海公报也仿效了这种形式。这份协议同时也是1972年上海公报发表前唯一的一份中美之间达成的正式协议。至此，关于遣返侨民问题暂告一个段落。

对第一阶段的会谈，上世纪50年代末，周总理曾经在一次会议上说，中美大使级会谈至今虽然没有取得实质性成果，但我们毕竟就两国侨民问题进行了具体的建设性的接触，我们要回了一个钱学森。单就这件事来说，会谈也是值得的，有价值的。

1955年9月20日会谈开始进入第二阶段。王炳南坚持讨论第二项议题，即台湾问题和周恩来总理与杜勒斯直接会谈等实质性问题。美国刚采取了敷衍拖延的态度，以致使会谈陷入寸步难行的境地。在美国不承认中国的前提下，台湾问题确是最困难、最复杂、最不易调和、斗争最尖锐的问题，而且又是不能回避的先决问题。王炳南认为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我们首先必须迫使美国在关键问题上让步，牵一发而动全局。当时美国派兵侵占台湾，割裂中国领土，企图制造“两个中国”，长期霸占台湾。我们的谈判必须针锋相对，长中国人民的志气，灭美国政府的威风。如果一味追求谈判的突破，那就可能丧失原则，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就会犯毛主席所说的“严重的政治错误”。

杜勒斯轻视中国人民在台湾问题上强烈的民族自尊心，指使约翰逊企图绕开实质性问题提出什么朝鲜战争中失踪的450名美国士兵的命运问题，以拖延时间。王炳南对此予以拒绝，他说关于在朝鲜的军事人员问题，应该让板门店停战委员会去谈，我们没有必要谈这些。约翰逊又提出第二个问题，是美国要求在台湾问题上，双方保证不诉诸武力。这个问题虽然具有实质性意义，却是具有侵犯中国主权的性质。根据周总理指示，王炳南严正地向约翰逊陈述了两方面重要观点:一是美国侵占台湾已经成了国际争端，台湾海峡紧张局势已影响到东南亚的和平、稳定与安全，这种局势是美国造成的，美国应该放弃对中国使用武力，撤出它在台湾海峡的一切武装力量；二是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中国人民愿意用什么方式解放台湾，是中国内政，美国无权干涉，无权要求我们不使用武力。这两方面的问题不容混淆。为此，双方争执不下。王炳南多次采取主动，打破僵局，以使中美会谈能够成为清除台湾地区紧张局势的途径，他一再提出合理的建议，但均因美方的阻挠而使会谈停滞不前。

会谈进行一年了，常常是互相读一遍发言稿，或是王炳南提出美方侵犯我领空、领海的抗议，交锋几句，确定下一次会谈日期后即散会。王炳南对会谈几乎不抱任何希望了。但周总理却在运筹帷幄中促进会谈的进展。1956年8月，中国政府单方面宣布取消不让美国记者进入中国的禁令，而且向美国15个重要的新闻机构拍发电报，邀请他们派记者来华作为期一个月的访问。这犹如一声惊雷，全世界为之一震。特别是美国新闻界和国务院被轰动了。当时美国政府对中国实行严格新闻封锁，不准许任何人对新中国进行报道，而且不准任何美国人到中国旅行。然而美国人民渴望了解中国，曾有几名记者不顾禁令，冲破禁锁访问了中国；有的去苏联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的美国青年代表，宁愿回去受罚而集体来到中国。

中国的决定无疑是给美国政府出了一道难题，新闻界接到邀请的记者纷纷向美国国务院提出访华申请。许多美国记者都赞扬说，周恩来这一着棋下得妙，他成功地让美国新闻界去反对美国国务院。杜勒斯在这种强大压力下，尽管还拖了一年时间，到1957年8月不得不宣布，美国将准备准许24个新闻机构派遣记者到中国访问。

周总理的妙棋也是为了推进中美会谈。王炳南在会谈中步步采取主动，始终保持高姿态。1956年9月，他提出两国在平等互惠的条件下准许记者互相采访的协议草案，遭到拒绝。杜勒斯公然说什么中国记者只有按照美国现行的移民法取得合法资格才能进入美国。与杜勒斯生硬拒绝相对照，周总理坦荡博大的胸怀与明智的策略，赢得了国际舆论特别是美国人民的高度赞赏。

9月底，王炳南提出解除对中国禁运的协议草案；10月中旬，提出对文化交流、人民往来的协议草案；12月初，提出司法协议草案，均一一被拒绝。面对着王炳南在谈判中的主动态势，美方只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在文字上做戏，企图无限期地拖延会谈。他们采取的总方针是:拖而不断。时间在一轮又一轮往复进行的会谈中流逝了。到了12月12日第73次的会谈中，约翰逊终于表演出了杜勒斯的一个新花招，他宣布自己将撤出会谈，指定他的副手埃德·马丁接替他的工作。王炳南对这种把大使换成参赞，企图使会谈降级的无理作法，是坚决不能同意的。表示我们愿意谈判，并积极争取成果，如果美国不愿意谈判，我们也可以中止谈判。我们不愿意破裂。但我们不怕破裂。美国如果想打仗，我们也可以奉陪。就这样中美大使级会谈便中断了一年。

艾森豪威尔执政后，一方面在中东地区制造紧张局势，另一方面扩大对中国的威胁，派出大批军舰、飞机，加强在台湾地区活动的第七舰队，公然对中国进行战争挑衅，因而使台湾海峡地区局势紧张起来。毛泽东为严惩蒋介石集团的猖狂活动，打击美国的嚣张气焰，命令人民解放军从1958年8月23日起对金门、马祖等岛屿进行惩罚性的炮击，炮火十分猛烈。美蒋为了应付局面便拼命在这里集结兵力。党中央严密注视局势的发展，考虑对策。1958年8月底的一天，王炳南接到特急电报，当天飞回北京。章汉夫告诉他，党中央要讨论对美国斗争问题，毛主席对这问题考虑了很久，有许多新的想法。周总理要他回来一起参加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