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小卫
王炳南， 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长期从事统战工作和外交工作，做过周恩来的助手，当过毛泽东的秘书，在国共两党之间，在中美两国之间，他穿梭往返，立下了武仗文打的功绩，是一位颇富传奇色彩的外交家，为新中国的外交事业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出席日内瓦会议
1949年新中国诞生后，王炳南即任外交部办公厅主任。
1954年4月下旬，著名的日内瓦会议在瑞士召开。我国政府正式任命周恩来总理兼外长为中国出席日内瓦会议代表团的首席代表，副外长张闻天、王稼祥、李克农为代表。外交部办公厅主任王炳南担任代表团秘书长。
王炳南受周总理委托筹组代表团。在提出成员名单时，他向总理建议，要多去一些人，包括各方面人士和专家。一则为了应付各方面工作，便于和与会各国广泛交往、深入接触；二则让更多的同志走出去，扩大见识，增长参加国际斗争的经验，同时也要显示新中国强大的外交力量。他还负责制订代表团的制度和纪律，准备会议涉及的各方面问题的资料以及所需的着装等。为了应付记者招待会上可能提出的各种问题，专门召开模拟的记者招待会，进行演习。
会前，王炳南率领先遣队先期到达日内瓦，安排代表团的住宿和安全问题，了解会议具体日程和应注意事项。他们在日内瓦近郊租了一幢备有漂亮花园的大别墅，大家风趣地称它为“华山大别墅”。
1954年4月，日内瓦会议在国联大厦隆重举行。会议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讨论朝鲜问题，历时51天，因美国代表团多方破坏，没有达成任何协议而告结束。第二阶段举行了关于印度支那问题的限制性会议。关于印支问题的讨论原比朝鲜问题复杂得多，却因奠边府大捷、法国拉尼埃政府倒台，加之美国在会议上很孤立，法国不愿完全听从美国，使得印支问题反而有了取得协议的可能。会议期间，苏、中、越、朝始终紧密合作，在印支问题上苏、中、越团结一致，同美、法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和耐心的谈判。王炳南按周总理的指示，经常去找范文同，互相通报情况，交换意见。他们怕被窃听，经常在洗涮室里打开水龙头谈话。会议最后终于达成了协议，恢复了印度支那和平。
日内瓦会议期间，莫洛托夫找到周总理传递了一个信息，说美国代表团团长杜勒斯未抵日内瓦之前，副团长(美国副国务卿)史密斯在他们邀请吃饭时，流露出批评美国政府的看法，认为美国对中国实行敌对政策是不现实的。莫洛托夫还说，史密斯在二次大战中是美国在欧洲作战的将军，很有地位，他的这种观点，值得重视。从实际表现看，5月初杜勒斯回国后，史密斯成了美国代表团团长，在6月16日周总理发表全面解决印度支那问题的六点方案后，史密斯即席发言说，周恩来先生的建议包含着可供讨论的内容。这表明了美国领导集团中对中国态度并不是铁板一块。会议将要结束的一天，很多人聚在酒吧间喝茶，史密斯端着酒走过来，主动找周总理的翻译浦寿昌攀谈，这是没有先例的举动。他说:“你的英文讲得漂亮，地道的美国音，你是在哪儿学的？”
他还赞扬中国的古老文化，讲了许多友好的话。这在敌对的两个代表团来说是不寻常的。王炳南对史密斯这一举动很重视，立即向周总理作了汇报。周总理极善于抓住机会做工作，他说:“好啊，既然史密斯愿意而且敢于同我们接触，那明天休息时，我也找他谈谈。”第二天休息时，王炳南一直在观察，寻找机会让周总理和史密斯直接交谈。当他发现史密斯一个人走向柜台去喝咖啡时，便赶紧把周总理引到那里去。史密斯这时左手拿着雪茄，看见周总理向他走来，并要向他伸出手时，他急忙用右手去端咖啡，这样就无法握手了。但他却笑容可掬地和总理打招呼，客客气气聊了一阵子。史密斯又一次赞扬了中国的古老文明，美丽河山，还说他非常喜欢中国瓷器，在他家的客厅里就摆设着许多中国瓷器。
会议结束的最后一天，史密斯又在休息时间来同周总理交谈。他说:“会议即将结束，能够在这里和你认识，我感到非常荣幸和高兴。你们在这次会议上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我们希望不管朝鲜也好，越南也好，都能恢复和平。”说完，他抓住总理的胳臂摇晃了几下，笑眯眯地走开了。据说，杜勒斯离开前给美国代表团立下了一条纪律，无论谁都不准和中国代表团的人握手。史密斯遵守了杜勒斯的纪律，同时又聪明地用摇胳臂的方式表达他对周总理的钦佩和友好之情。
当时国际上流行很广的一种误传，说什么在日内瓦会议期间周恩来总理要同杜勒斯握手被拒绝了。王炳南后来郑重地指出，实际上并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
日内瓦会议打开了中美会谈的大门。当时美国的一批在朝鲜战场上被俘的军人和在中国犯了罪的平民尚关押在中国。而中国也有一批留学生和科学家被扣留在美国。美国政府受到了公众强烈舆论的压力。它既想要求遣回那些在华人员，却又不愿同我们直接接触，以免造成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既成事实。为打破中美外交僵局，中国代表团发言人向新闻界发表了美国政府无理扣押我侨民和留学生的谈话，而且表示中国愿意就被美国扣押人员问题同美国举行直接谈判。王炳南被指定为中方代表，宦乡、柯柏年等参加；美方代表是约翰逊(当时是美国驻捷克大使，他曾参加过朝鲜停战的板门店谈判)。
以王炳南为中方代表的中美双方，在日内瓦会议期间从6月5日到21日举行了4次会谈。第一次会谈，地点由美方选择在国联大厦一间只有几套沙发而没有桌子的会客室，给人感觉是会客而不是会谈。当王炳南等中国代表到达时，约翰逊和他的助手主动迎上来握手，王炳南等也随便寒暄几句。会谈进行了半小时，气氛比较轻松，但没有涉及实质问题。
第二次会谈由中方选择在国联大厦摆有一张大长桌的房间，双方各坐一边，气氛显得严肃些。约翰逊提交了他认为是被中方拘留的美国侨民和军人的名单，并要求给予这些人早日回国的机会。王炳南答复说:“只要双方都有解决问题的诚意，这个问题是不难解决的。”还说:“在中国的美国侨民，只要遵守中国的法律，是会得到保护的。他们可以在中国境内居留，从事合法的职业。如果他们为了某种原因要离开中国回美国去，只要他们没有未了的刑事案件或民事案件，他们随时都可以走。实际上，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已经有1485名美国侨民离开了中国。至于极少数在中国从事间谍和破坏活动的，他们被扣押是罪有应得。你方交来的名单，我们将进行研究并将在下次会谈中答复你们。关于美国政府扣留的中国留学生问题，我们准备在下次会谈提出。”
第三次会谈，王炳南首先答复了上次会谈中美方提出的问题。他心平气和地说道，中国方面同意因犯罪而被扣押的美国侨民和军事人员通过中国红十字会与他们的家属通信，家属也可给他们邮寄小包裹。中国政府是按他们所犯的罪来量刑的。判刑后，如罪犯表现好，中国政府可以考虑减刑或提前释放。我们曾经这样做过。至于约翰逊先生上次会谈中交来的名单，一经中国代表团收到这些人员的材料，当与美国约期会谈。当他谈到美国政府无理扣留我国留学生，不准他们回国的问题时，严正指出:中国现有五千多名留学生在美国，有不少留学生要求回国，但遭到美方的百般刁难。当他们向美国政府申请离境时，美国政府却通知他们不得离开，甚至威胁说，谁要违反这一命令，将被判处5000美元以下罚款或者5年以下徒刑，或者同时予以两种处罚。这是毫无道理的。
我国在美国的一大批爱国的、有成就的留学生，包括早年去美留学的钱学森、赵忠尧等，听到新中国成立的消息后，欢欣鼓舞，积极筹划回到祖国的怀抱。但他们不但受到美国的扣留，还受到非法的监禁、逮捕和虐待。新中国有责任有义务保护他们回国，新中国的建设更需要他们。所以王炳南严正要求美国政府：“立即停止扣留中国学生，并恢复他们随时离美国返回中国的权利。留居美国的中国侨民，也同样享有随时回国的权利。”
约翰逊却把扣留中国学者的行为说成是按美国法律行事。在朝鲜战争期间，美国政府确曾发布过一道命令，规定凡高级物理学家，其中包括受过火箭、原子能以及武器设计等教育的中国人，都不准离开美国。王炳南对此多次提出指责和批驳，并坚决强调，这条无理的规定应予废除。
第四次会谈中，王炳南首先建议双方起草一个联合公报，宣布住在一方的对方守法侨民和留学生将具有返回祖国的完全自由，并在相互平等的基础上由第三国代管双方侨民和留学生的利益。美国的态度很顽固，它只想做于它有利的事，得到它想得到的，约翰逊拒绝了上述建议。
王炳南在和美国的初次谈判中，态度始终是积极主动的，提出的要求是通情达理的，既灵活又坚持原则，从而使这次会谈成为后来中美大使级会谈的前奏，连美国的杜勒斯也不愿再关死大门了，当然中国也愿意在没有正式外交途径的情况下打开一条表达意见的通道。
在整个日内瓦会议上，王炳南协助周恩来运用高超的外交技巧，广泛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和新中国取得的成就，争取了世界各国朋友的同情、理解和支持，赢得了中国在日内瓦谈判的圆满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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