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届人大会议为何屡次延期【3】

第三次计划于1973年国庆节后召开：又因多种因素推迟

“九一三事件”后，毛泽东、周恩来领导全党尽可能稳妥地处理事件遗留的一些紧迫的重大问题。1971年10月以后，随着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罪行材料陆续发出并传达到基层，按照毛泽东的布置，在全国范围内开始了“批林整风”运动。林彪事件对全党全国的震撼是巨大的。1972年5月21日至6月23日，党中央在北京召开“批林整风”汇报会。随后，各省、市、自治区也陆续召开“批林整风”会议。

“九一三事件”发生后，召开一次新的党代会，已成为刻不容缓的大事。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的成员急需调整，林彪事件也须由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做出正式决定，中共九大通过的写有林彪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的党章自然也急需修改。本来，按照中共九大通过的党章，十大应该在1974年举行。但由于发生了林彪事件，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决定提前召开十大。这样，四届人大的召开便排不上日程。

在十大的筹备工作中，毛泽东着重考虑的另一个问题是中央领导班子的组成，包括林彪事件后需要再次选择自己的接班人。他考虑新进入中央领导班子的条件主要有两个：一是要年轻，二是要从工人、农民中直接选拔一批人。他在九大后，特别是庐山会议和“九一三事件”后，多次说要提工农出身的同志为党的副主席、常委。正是从这种设想出发，王洪文、陈永贵、吴桂贤、倪志福等被考虑进入新的中央领导班子。十大继续了九大的“左”倾错误。虽然江青集团的骨干分子更多地进入新的中央委员会，但一批众望所归的老同志入选，也客观反映了党内健康力量的增强。

1973年8月底，中共十大闭幕后，因林彪事件而一再推迟召开的四届人大的问题重新提上工作日程。

中共十大闭幕不久，周恩来和王洪文向毛泽东汇报了有关四届人大的筹备事项。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央政治局于9月12日举行会议，讨论四届人大的各项准备工作。会议商定：（一）发出关于召开四届人大的通知。有关代表名额的调整，由中央指定的组织工作小组负责处理。（二）关于修改宪法草案工作，拟选几个重点单位试做修改。（三）会议还决定，为加紧筹备工作，在政治局内成立组织小组、宪法修改小组、政府工作报告起草小组等三个小组。组织小组由王洪文任组长，李德生、李先念、纪登奎、吴德、汪东兴为组员，负责审查全部人事组成名单；宪法修改小组，康生任组长，张春桥为代组长，江青、纪登奎、苏振华、倪志福为组员，负责宪法的修改、整理工作；政府工作报告起草小组，周恩来任组长，王洪文、叶剑英、张春桥、姚文元、李先念、华国锋为组员，负责政府工作报告的起草工作，并先于近期提出报告要点大纲。以上三组工作，均需在10月5日前进行完毕。会后，周恩来把政治局会议情况报告毛泽东，并说：“这些程序如果进行得顺利，四届人大正式会议开五六天就能解决问题。”

10月中旬，周恩来再次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基本通过政府工作报告稿。同时，各地、各单位出席四届人大的代表也陆续协商选出，人大会议的主席团和人大常委会的人选也拟出初步草案，待提交政治局讨论通过。

10月22日，公安部部长李震不明原因身亡，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罕见的一起要案。在当时的条件下，李震身亡的原因一时难以查清。中央政治局连续召开会议，决定采取若干特殊措施加以防范。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受到影响。

应当说，通过十大，“四人帮”攫取了党中央很大一部分权力。他们对即将召开的四届人大的权力分配垂涎已久。尤其在王洪文担任了四届人大筹备小组组长后，更是图谋要完全由他们来“组阁”。

然而，江青一伙也知道，要实现由他们来“组阁”，横在他们面前的最大障碍就是周恩来。换言之，要实现他们的“组阁”图谋，必须彻底扳倒周恩来。由此，江青一伙绞尽脑汁，开始了旨在打倒周恩来的一系列动作。十大召开前后，在他们的授意和操纵下，全国报刊上发表的大量“评法批儒”的文章中，借批判所谓“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把矛头直指周恩来，并对准其他重要领导人和刚刚恢复工作的广大老干部。

1974年1月25日在北京工人体育馆，江青等人召开在京中央直属机关和国家机关“批林批孔”大会。随后，一场声势浩大的“批林批孔”运动在全国范围内迅猛展开。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又被推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