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骆驼”任弼时

在斗争的实践中注意坚持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

1931年4月，任弼时与王稼祥、顾作霖等，作为中央代表来到中央苏区，任弼时任苏区中央局委员兼组织部长。

来到苏区福建长汀时，受到毛泽东、朱德、项英等的热情欢迎。这时，苏区中央局正在长汀召开第一次扩大会议。这次会议肯定了毛泽东、朱德等领导的红四军前委在土地革命、建立根据地政权和创造红军等方面，都是执行了“六大”的正确方针，批评了李立三的“左”倾错误和三中全会的“调和”作法。会议也讨论了第二次反“围剿”的打法，但在作战方针问题上有争论。毛泽东主张把部队从江西、福建边境向西拉回到富田、东固一带，从富田、东固向东横扫，这样打，回旋余地大。而有的同志则主张由东向西打。争论结果，会议同意了毛泽东的作战方针。会议还认为项英领导不力，改选毛泽东为苏区中央局书记。任弼时参加了这次会议。会后不久，他来到江西瑞金的叶坪。

任弼时到中央苏区，任苏区中央局委员兼组织部长后，曾一度执行了王明的“左”倾错误政策。1931年9月，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给苏区中央局发来了指示信，指责毛泽东的政策是一贯“右倾机会主义”、“富农路线”。苏区中央局于11月1日至5日，在项英、任弼时主持下，在瑞金叶坪召开了中央苏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即赣南会议），按照中央九月指示信的调子，批判了毛泽东的“右倾机会主义”和“富农路线”，并撤销了毛泽东的苏区中央局书记职务，由项英、任弼时负责。但在11月7日召开的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仍选毛泽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12月，周恩来来到了苏区，才由周担任苏区中央局书记。1932年10月，苏区中央局召开了宁都会议，这是一次军事会议，由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主持。周恩来当时正在南城、广昌一带指挥打仗，没有参加这次会议。会议批判了毛泽东，说毛泽东对临时中央主张打下中心城市赣州抱消极态度，认为毛泽东提出红军应向群众基础好的地方发展的正确主张，是军事上的“保守主义”和“游击习气”，撤销了他的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职务，选举周恩来接任。周恩来从前线回来曾提出不同意见，认为总政委仍应由毛泽东担任。后来毛泽东去于都养病，周恩来才担任了代总政委。当时红军的布告，都是署的总政委毛泽东和代总政委周恩来。

任弼时作为中央代表，在这一期间执行了“左”的政策。但是，他从革命实践的检验中，很快认识了这种错误，并强调要学习毛泽东、朱德建设革命根据地的经验。

任弼时坚持“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还反映在肃反工作上，因而保护了许多同志。1933年1月，执行王明“左”倾机会主义错误的临时中央迁到中央苏区根据地后，进一步推行其“左”倾错误政策，以“否定过去，打倒一切”的手法，在党内大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他们先在福建批“罗明路线”，接着在江西整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任弼时当时虽然也执行了这些极左政策，但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他仍坚持自己的看法，强调调查研究，实事求是，而不推波助澜。例如，当时在敌后万（安）泰（和）边境地区负责青年工作的张爱萍，被一名“AB团”分子供认为“AB团”总部负责人。有位领导同志决意要逮捕张爱萍，并把材料送给了任弼时。任弼时不相信这一口供，因为他熟悉张爱萍的历史。张爱萍在上海做过秘密工作，曾几次被捕，以后又到红军工作，负过伤，后来又负责青年工作等，这不是一个“AB团”分子能做到的。因此，他提出对于这样的重大案件，“不应只凭口供，应该从他此一时期的工作检查中来找根据”。他要顾作霖去万泰地区进行调查。经过详细的调查了解，结果证明他的判断是正确的。为了防止肃反扩大化，他在组织部门的会议上明确提出：“以后肃反，不能重口供，要重调查！”尤其“不得随意乱抓人、乱杀人，要建立严格的审批制度”。这一指示，无疑对当时的“左”倾错误是一次严肃的抵制，因而保护了一些同志没有受到伤害。可是不久，临时中央认为他“贯彻政策不力”，将他排挤出苏区中央局的领导。5月，免去了他的中央局组织部长职务，派他去湘赣边区担任省委书记。

任弼时到达湘赣边区省委所在单禾川镇以后，最为当地干部所称赞的，就是他同执行“左”倾错误政策的一些领导人作斗争，将党的许多好同志，从肃反扩大化的迫害下及时解救出来。当时，边区省委在代理书记陈洪时（湘赣红军长征后叛变）、副书记刘士杰（长征中叛变）的把持下，利用改组省委的机会，打击和迫害原省委书记王首道、原省苏维埃主席袁德生、原省军区总指挥张启龙等许多重要领导干部。任弼时来到时，袁德生已被杀害；王首道被攻击为“不可救药的官僚主义”、“右倾机会主义”，多次进行大会斗争，已撤销了一切职务；张启龙被攻击为“阶级异己分子”、“反革命”，判了两个月徒刑，准备杀害。被他们乱抓乱杀的，还有其他许多同志。任弼时反对这种乱抓乱杀的作法。在他主持的省委会议上，他强调指出：在肃反中不能随便抓人，更不能乱杀人，抓人杀人，都要有确凿的证据，杀人必须经过省委的批准。根据他的意见，省委作出了相应的决定，并成立了裁判部。他还坚决抵制了陈、刘两人提出要在军队中肃反的意见。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以后，张启龙从保卫局释放出来了，被陈、刘诬陷的张子意也保护下来了，曾一度受排斥的张平化、王恩茂、曾涤等人，也不再受迫害，并安排了工作。而真正的反革命内奸却受到了镇压。上述许多被解救出来的同志在回忆这段历史时，都怀着十分感激的心情说：“我们都是幸存者，是任弼时同志救了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