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骆驼”任弼时

在土地改革问题用调查研究事实与康生过招

解放战争时期，任弼时一直与毛泽东、周恩来在一起，参与了许多重大方针政策的制订，指挥了全国的解放战争。

抗战胜利后，面对着国民党反动派向解放区发动全面内战的形势，如何解决好农民的土地问题，这是发动广大农民群众支援革命战争的一个十分迫切的课题。在当时，对于要不要进行土地改革，党内是有分歧的。冀鲁边区就有一个干部，写了一篇“万言书”，公开反对土地改革，认为一土改就会把根据地搞乱。当时参加负责土改工作的康生就支持这个看法，批准下发这份“万言书”，认为搞减租减息就可以了，用不着再搞土改了。由于任弼时发现了康生这个错误批示，立即指示不要下发那篇“万言书”，才没有造成不良影响。在他主持召开的一次会上，山西、河北、山东、华中各解放区的负责同志，都谈到各地的土地改革，已经普遍掀起了一个广大的群众运动。由于这些地区的群众，结合反奸清算减租减息的斗争，直接从地主手中取得土地，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因而情绪非常高，凡是群众运动深入的地方，基本上解决了和正在解决着土地问题，因此，土地改革不是要不要搞的问题，而是如何深入引导的问题。

任弼时听了这些反映非常兴奋。他说，现在群众起来了，我们不能没有坚定的方针，不能不坚决支持广大群众这种直接实行土地改革的行动。在刘少奇的积极支持下，中央起草了《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即1946年党中央发布的《五四指示》。

1947年9月，中央召开了全国土地会议，制定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各地的土地改革运动，因此更加深入开展起来，群众纷纷行动，对封建地主阶级展开了尖锐的斗争，形成了一个空前规模的土地改革运动高潮。但在这土地改革高潮中，曾出现一种“左”的错误倾向。这种错误倾向最先是在康生搞的晋绥土改试点中出现的。康生原反对土地改革。可是在土地改革运动兴起之后，他又从极右转到极左，如混淆敌我，错划成份，扩大打击面；搞平均主义，实行“打乱平分”，侵犯中农利益，破坏工商业，大搞唯成份论，提出“搬石头”，打击党的干部，甚至对参加土改工作队的干部，也要划定成份，对于出身非无产阶级的干部进行斗争，有的连积存的一些生活用品都没收了，吃饭也不能和出身好的在一起，只能在右边吃，称之为“王八席”，还大搞自发运动，提出贫农“打江山”“坐江山”，削弱党的领导，还进行乱打乱杀，等等。他们自己这样做，还强迫各地领导都这样做。如不执行或执行不力，就被扣上右倾帽子。这样一来，这种错误的土改作法，很快影响到其他地区。

任弼时对于这种“左”倾错误的出现，一开始就表示坚决反对。他坚决拥护毛泽东于1947年12月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开的中央会议上关于批判土改中这种错误倾向的讲话，以及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一文中就这个问题所阐述的一些基本原则。杨家沟会议之前，党中央还重新颁布了1933年有关划分农村阶级成份的两个文件，即《怎样分析农村阶级》和《关于土地制度改革中的一些问题的决定》。为了贯彻落实党制定的正确的土改方针和基本原则，纠正“左”的错误倾向，任弼时在12月会议之后，利用休养时间（他这时高血压病很厉害，中央让他休养一段时间），到杨家沟周围的十几个村子做调查，亲自找干部和农民谈话，并研究各地区的土改情况，写出了著名的《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一文，并于1948年1月12日，在西北野战军前线委员会扩大会议上做了演说。

他这篇著名的演说，对于武装干部的思想，提高干部的政策水平，纠正土地改革运动中“左”的和右的、特别是“左”的错误倾向，起了很好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