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骆驼”任弼时

“能坚持一百步，就不该走九十九步”

1948年4月23日，任弼时和周恩来一起，从阜平县城南庄率领中央机关大队来到西柏坡。5月26日，毛泽东等也来到西柏坡。从这时起，直到1949年3月，这里是党中央的所在地。毛泽东和他的亲密战友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一起，指挥和领导全国军民进行最后的埋葬蒋家王朝的战争，并进行了筹建新中国的准备工作。

任弼时这时的身体已经很不好了。他的病早在党的“七大”前就严重地发作了，常常感到疲劳、头晕，不能看东西。他带着重病协助毛泽东领导了整风和组织召开了党的“七大”。日本投降后，他的身体相当坏，书记处的会常常不能参加，不得不半休了。那时，毛泽东从重庆回来，身体也不大好。斯大林知道了这种情况，就给派了米尔尼科夫医生（大家都叫他米大夫）来到延安，给我党的高级干部作了一次身体普查，并把普查结果报告了毛泽东：“除了任弼时外，所有干部的身体都是健康的。”

因此，党中央决定要他休息。1946年，他到侯家沟休息过一段时间；1947年底，又在距中央所在地杨家沟三十里的一个村庄休息过一段时间。实际上，他并没有真正休息。他带病跟随毛泽东转战陕北，协助毛泽东做了许多工作。在杨家沟期间，还写出关于土改问题的著名报告。到了西柏坡，身体更坏了，但他的工作并没因此减轻。他和周恩来、朱德等一起协助毛泽东指挥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还和周恩来抓了协调各大区经济物资、人力、军火等方面的工作。为了把物资送到前方，他经常和负责交通的吕正操、滕代远等一起研究各种物资调运的问题。他常常说：“我们后勤工作要时刻想到前方。”他还协助毛泽东召开了一系列党中央重要会议，如1948年9月会议，1949年1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特别是1949年3月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这期间，他带病日以继夜地研究了我国由新民主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的问题，城市工作问题，工业和农业生产问题，财政政策和人民负担问题，以及知识分子问题等。

任弼时常常忘记自己重病在身，工作起来，根本看不出他是一个有病的人。有些经常和他接触的人说：“他就是这样一个忘我的人，工作起来好像病都被赶走了。”其实，他的病是一般人难以忍受的，是靠了坚强的意志来战胜病痛，坚持工作的。他虽然如此病痛难忍，但很乐观，经常给人讲他对病有“适应性”。

1949年春，有一天他工作到深夜3点，警卫员邵长和感到首长太辛苦，就找米尔尼科夫大夫一起去劝说。他一见他们两人就问：“你们俩都起来干什么？约会的？”邵说：“首长该休息了！”他打了个哈欠说：“现在，你们俩的任务是休息，我的任务是工作。咱们各不相扰。”米大夫随即改口说：“你工作时间长了，我给你测量一下血压和脉搏，看有什么变化。”任弼时没办法，只得说：“这倒可以。”米大夫先量了他的血压，又听了他的心脏，检查的结果，是高血压又升到220度，加之心律也不齐，有风吹一样的杂音，脉搏每分钟达110次。米大夫说：“首长，你应该立即休息。”说完，就给他打针吃药，并让邵长和收拾床铺，让他躺下。但他慢慢地从床上坐了起来，说：“不会那么严重吧？我的病是常年老病了，已经习惯，有了抗病力。”当米大夫和邵长和仍坚持劝他休息时，他说：“没有关系，我们都是共产党员，肩负着革命的重担，能坚持一百步，就不该走九十九步。”他一面说，一面抚摸着邵长和的头：“你们先睡吧，我还有两份急待处理的文件。”当他俩劝他明天再看文件时，他说：“同志，我们中华民族多少年多少代受着封建主义的束缚和帝国主义的奴役，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几十年艰苦的奋战，才赢得当前夺取全国胜利的好时机。全国革命的胜利就在眼前。我们不仅要迅速夺取全国胜利，还要建立一个新中国。有多少事情急需要办啊！你们想想，我能躺得住吗？”他说着说着，心情激动起来，把手一挥，握着拳头说：“我们的工作，只许往前赶，不许往后拖呀！”

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结束不久，任弼时随同党中央于1949年3月23日由西柏坡移驻北京。到北京后，他和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在叶剑英的陪同下，在西苑机场检阅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不久，他亲自领导召开了全国妇女代表大会和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团代会期间，他的病情又严重起来，党中央决定要他立即休息。由于病情越来越恶化，他被迫在团代会开完后，到莫斯科去治疗。尽管当时以斯大林为首的苏共中央对他的疗养很关切，也没有使他安下心来去过疗养生活，他想的是新中国建立后的各项建设事业。他常说：“大家都那样艰苦地去工作去斗争，我哪能老休息呢？”当他经过疗养自我感觉稍为好些时，就立即动身回国。他是1950年4月回来的，原来中央决定他继续休息一个时期，但他在身体略有好转时，就要求参加工作，并给毛泽东和党中央书记处写了如下的一封信。信中这样说到：“……最近几天我每日看电报文件及报纸总共在四小时左右，尚能支持得住，不感觉太疲倦，自然初期不要过分疲劳，但做点工作如分管组织部和青委，我想是可以的，请加考虑。”

任弼时恢复工作不久，便要求医生把工作时间增加到8小时。实际上他的工作常常超过规定的时间。这年7月，他参加了党的七届三中全会。10月，他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周年的大会。朝鲜战争爆发后，他非常关心战局的发展，常常在深夜里批阅电报，研究文件，查看地图。有时头痛得厉害时，就叫女儿轻轻地捶一捶，接着继续工作。由于疲劳，他经常需吃安眠药才能休息。有时刚吃过药，听到电话铃响，又马上起来，问是不是通知开会，如果是开会，他就一定要参加。10月19日，他在重病中，为了准备召开全国党的组织会议，还找武安县委书记和区委书记、支部书记来谈组织工作中的问题，进行调查研究，征求他们的意见，并做了详细的笔记。10月26日晚，他还认真研究朝鲜的战局。由于疲劳过度，病情恶化，医治无效，10月27日12时36分他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他就是这样为党为革命一直战斗到最后一息，时年46岁。

任弼时去世后，党中央对他的革命精神和崇高品德给予高度评价。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沉痛地亲自为任弼时执绋扶灵，将灵柩移往劳动人民文化宫。为了纪念任弼时，毛泽东亲笔题词：“任弼时同志的革命精神永垂不朽！”号召全党向他学习。2004年4月30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纪念任弼时同志诞辰一百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强调指出：任弼时同志具有崇高的品德，是一位模范的共产党员。……他长期抱病担任繁重的工作，病重期间仍要求自己“能坚持走一百步，就不该走九十九步”，表现出一个共产党人为革命事业奋斗不息的奉献精神。他的这种精神，被大家形象地誉为“骆驼精神”。

（此稿经任弼时女儿任远芳亲自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