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家坤
让干部群众得到关爱
陈光对群众的深厚情谊，早在革命战争年代就显示出来了。他的革命战友康迪曾回忆，1940年陈光在丹北任中心县委书记期间，康迪也是从皖南到丹北工作的。他先在武进县委当宣传部长，后来县委组织部长在战斗中负伤，中心县委决定让康迪接任组织部长。在陈光和康迪谈话时，康迪提出自己是个外地人，对本地干部情况不熟悉，恐难以胜任组织部长的工作。而陈光知道他的顾虑后，既未因此改变组织决定，也没有批评康迪不服从组织分配，而是耐心地做工作后说，你先试试看，不行再说。康迪思想包袱卸下了，愉快地接受了组织上分配的工作，很好地完成了任务。在解放战争期间，陈光的身体又一次感到不适，老是发低烧，也查不出病因。而工作又是那样的紧张繁忙，他只能带病工作。这时，他原来的部下康迪仍留在丹北地区坚持斗争，康迪的爱人陈英正怀着孩子。陈光北撤到江北时，立即考虑到陈英的安全，让同志们带着她一起北撤了。在第二地委机关因敌军进攻从高邮城转移到乡下时，他坚持带着陈英一道转移。多少年后，康迪夫妇一谈起这件事，仍对陈光充满着感激之情。
感恩百姓，军民鱼水情深。大约在1942年秋，苏皖区党委考虑丹北地区斗争形势紧张，决定身体不适的陈光和也在生病的韦永义到铁路以南休养一段时间。他们到了路南后，发觉那里局势也同样紧张，而他们对那里的情况又不熟悉，难以安心养病，决定还是回到自己的根据地去。陈光、韦永义，加上警卫员、女护士、挑夫共一行8人，从苏皖区党委驻地返回丹北。一天晚上，他们被安排到小石家山村村民王桂英家住宿，却在路上被日伪密探跟踪。次日清晨日伪军前来包围，幸好王桂英是把陈光等安排在密室里的。敌人在搜索时发现床下一罐鸡蛋，立刻只顾烧鸡蛋吃了。告密的汉奸及日军将刺刀刺向王桂英的背颈要其交出新四军，王桂英沉着机智地说：“上半夜来的，下半夜走了。”日伪军看到门外确有车马向外村走的车痕蹄印，吃完鸡蛋便离开了村庄。陈光等人得以安全脱险。根据地群众担着身家性命风险掩护抗日战士的义举，令陈光终身难忘。陈光曾将当年遗忘在王桂英家后又回归的手杖拿给老战友颜诚看，他们都感恩并沉浸在战争年代的军民鱼水深情之中。陈光多次向身边同志讲过这次脱险经历，也带着他们去看望过当年掩护过他的王桂英老人及其村民。
陈光同志的群众情还体现在文革逆境中的关爱。1966年“五一六通知”发布以后，面对复杂的政治形势，陈光坚持党性，坚持原则，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保护干部和群众。有一次，他在外地上学的女儿回南京，看到自己父亲被批斗很难过。陈光对女儿说，自己来自农民，将来还可以去当农民。但不管怎样还是要跟党干革命，为国家和人民多做些事情。他还对其他孩子们说，任何时候，都要和人民站到一起，为大局着想。不能随风倒，不能动摇对共产主义理想的坚定信念。子女们看到“大字报”中揭发的关于省委和他个人的“问题”，劝他早做检查早过关。他坚定地说要实事求是，不能因为要过关，就去迎合造反派。子女主动帮他写检查，他总是实事求是，坚持客观公正地说明问题，既有分寸，更不诿过于人，从而保护了同志。
时任省委秘书长的韩培信，满怀深情地回忆起他与陈光在文革初期共同战斗过的岁月，对陈光无微不至地关怀同志、发自内心地爱护干部十分钦佩。他说陈光同志顾全大局，忍辱负重，严格遵守纪律，勇于承担责任，关键时刻总是挺身而出，从不畏首推诿。陈光当时是省委常务书记，主持省委的日常工作，文革开始后，他尽力保护干部和群众。自己则和几位年纪较轻、身体较好的书记包括秘书长站在第一线，而让书记处几位资深的老同志江渭清、刘顺元、惠浴宇在第二线，处于机动位置。当造反派闹得越来越凶的时候，陈光十分担心省委几位老同志的安全。他把已打了离休报告的老书记刘顺元安排到远离城市的三河闸去休养；让老省长惠浴宇以肺癌复发为由去上海就医；让老书记张仲良到上海检查身体；把彭冲书记的三个大男孩送到上海保护起来，以免他们与造反派发生冲突。文革开始不久，陈光就让办公厅的同志去看望省教育厅厅长吴天石，要他做好防止意外事件的准备。当吴天石夫妇相继被折磨致死后，陈光将吴的子女送到安徽加以保护。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陶白在被公开点名批判前，陈光安排韩培信和他谈了一次话，让他思想上有个准备，千万不要想不开，日后省委会妥善处理的。陈光对身边同志无微不至的关怀，对干部发自内心的爱护，对群众的温暖体贴，令人十分钦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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