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卫 制图
在外交惯例中，国家领导人因为各种原因不方便见面的时候，亲笔信常会派上用场。
这是一种司空见惯的外交礼宾形式，还是能够改善国家关系的“金钥匙”？梳理世界外交史，就会发现那些亲笔信背后的外交博弈。
在外交实例中，如果两国关系处于正常状态，首脑间亲笔信大多是外交活动中表达问候的一种形式，或为增进两国首脑的个人感情，而真正的合作事项，还需由外交部门实际协商操作。但在两国关系处于紧张、敏感时期，或两国面临一些共同的重大问题时，亲笔信也常有实质内容，或能传达重要的外交信号。
国家元首的亲笔信往往通过高级外交官或驻外使馆向对方国家元首递交。根据惯例，国家元首亲笔信只有成功递交，并同时获得两国政府同意后才会公布内容。
通常情况下，国家领导人之间的亲笔信并不是全由他们亲笔手写，大部分是相关部门起草，由领导人在信末签字。与正式的官方外交文件不同，亲笔信的内容大多以私人口吻、用写信国的文字书写。
中国领导人收到的亲笔信，来自日本的最多
日本自古有“亲书外交”的传统，此外，从日本政府的定制、职位功能来看，内阁专门负责外交的人员比较有限。较之美国有总统、副总统、国务卿、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等人，中国有国家主席、总理、副总理、国务委员、外交部长等参与外交，日本内阁中参与外交事务的人员相对较少，这也助长了日本以信代人的习惯。
在过去25年的公开报道中，中国领导人收到的亲笔信，来自日本的最多。
1988年，时任日本首相竹下登给李鹏发来亲笔信，祝贺其当选中国国务院总理，并邀请李鹏访问日本。1990年，时任日本首相海部俊树也给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写过亲笔信。整个上世纪90年代，日本领导人更迭频繁，其中的宫泽喜一、细川护熙、小渊惠三、森喜朗等上台担任首相后，都曾委托访华政要转交亲笔信给中国领导人。
进入新世纪，日本领导人也没有放弃对中国“遣使遗书”的做法，小泉纯一郎、福田康夫、野田佳彦等担任首相期间都给中国发来亲笔信。不论这些人的对华政策是温和还是强硬，在亲笔信中一律表示要与中国修好，其政治家手段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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