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俊才
戴镜元1919年出生在永定县岐岭乡竹联村戴屋自然村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28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9年5月红4军第二次入闽时转为中共党员。1933年3月，戴镜元到中革军委二局工作，从此开始解读“天书”，并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技侦情报工作的创始人之一和技侦情报战线杰出的领导者。由于所从事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和高度机密性，戴镜元从红军时期就一直工作在毛泽东等中央领导身边，并多次受到毛泽东的嘉奖。
“长征路上走路的灯笼”
1934年10月，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在中革军委电台当译电员的戴镜元随部队长征。当时，中革军委代号为“红星纵队”，电台代号为“第四分队”，分队队长和副队长分别是曾希圣和钱壮飞，戴镜元任党支部书记。在长征中，电台承担了通信联络和侦听敌军情报的任务，因其关系重大而得到了党中央和毛泽东的特别关爱。
渡过湘江后的第二天下午两点多，“第四分队”来到了一个只有四五户人家的小村子，戴镜元和战友们利用休息时间架起电台侦听敌情。但炊事员却为做饭掉泪了，因几天的急行军没有得到补给，队里早就断粮了。谁也没有想到就在这时，毛泽东的管理员提着3只肥大的母鸡满头大汗地跑了过来，他边跑还边高声喊：“主席给你们送鸡来了，主席给你们送鸡来了。”戴镜元和战友们都感动不已。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更加重视情报侦听工作，并藉此做出了许多正确的决策。
1935年3月1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苟坝召开会议，讨论进攻打鼓新场的战役计划。参加会议的大多数同志都同意进攻打鼓新场，但毛泽东坚决不同意。连日来，通过分析戴镜元和战友们破译的敌军情报，毛泽东已经敏锐地觉察到蒋介石正在暗中向打鼓新场一带调兵遣将，红军如果强攻打鼓新场，将会遭受到不应有的损失。尽管毛泽东苦口婆心，陈述了自己反对的理由，但由于大家求战求胜心切，会议最后还是作出了攻打打鼓新场的决定。
散会以后，毛泽东一直放心不下，想到半夜还不能入睡，便提着马灯找到周恩来，建议战斗命令晚一点发，周恩来也觉得毛泽东的意见有道理。就在这天晚上11点，电台中突然传来敌军联络的信号，正在值班的戴镜元和抄报员一下兴奋起来，截获的情报正是国民党滇、川、黔军的行动情况，敌人果然掌握了红军的动向，已经在打鼓新场布下口袋。戴镜元拿着情报就往毛泽东住的房间跑。11日凌晨2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再次召开紧急会议，放弃了进攻打鼓新场的计划。周恩来后来感慨地说：“如果我们贸然发起打鼓新场战役，必然造成红军重大损失，后果真是不堪设想啊！”
“红星纵队”渡过金沙江后，在江畔的几个石洞里设立了渡江指挥部，电台也立即开始侦听敌人的动向。当时，前有大江挡道，后有追兵，唯一的渡江工具是6艘勉强可用的木船，正确的情报将决定红军的生死存亡。戴镜元和战友们此前经过20多小时的连续行军，本已极度疲劳，但他们仍与“瞌睡虫”作斗争，一刻不停地抄收情报。敌军调动频繁，侦听到的电报不停地涌来。戴镜元一次又一次地飞跑到隔壁的山洞里，将情报面呈毛泽东。根据这些情报，毛泽东准确地推算出了敌军抵达金沙江畔的时间。中央红军2万多人因此依靠6艘木船，经过9天9夜从容地渡过了水流湍急的金沙江。在红军渡江后的第二天，国民党中央军两个纵队和滇军一个纵队才匆忙赶到，也只能望江兴叹。
在整个长征过程中，戴镜元和战友们以扎扎实实和卓有成效的情报工作为中央的正确决策发挥了巨大作用，戴镜元所在的单位由此获得了中央领导的高度评价，被毛泽东称为“长征路上走路的灯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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