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弓
二、用阶级分析法来分辨敌友
从社会国情来说，社会阶级状况及其关系是一个国家基本国情的重要内容，尤其在革命年代，能否认清社会阶级状况直接关系到革命成败。诚如毛泽东所说，敌友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但是要分辨真正的敌友，不可不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作大概的分析。
毛泽东分析近代中国社会阶级状况及其关系，主要使用的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即根据各社会集团在生产关系中的地位，生产资料的占有多寡来划分阶级。以近代中国农村阶级为例，毛泽东在《怎样分析农村阶级》中即以阶级分析法，清晰地划分出地主、富农、中农、贫农和工人（雇农）五个阶级及其社会经济地位。他指出：“占有土地，自己不劳动，或只有附带的劳动，而靠剥削农民为生的，叫做地主。”“富农一般占有土地，但也有自己占有一部分土地。”“中农许多都占有土地，自己都有相当的工具。”“贫农有些占有一部分土地和不完全的工具；有些全无土地，只有一些不完全的工具。一般都须租入土地来耕，受人地租、债利和小部分雇佣劳动的剥削。”“工人(雇农在内)一般全无土地和工具，有些工人有极小部分的土地和工具。工人完全地或主要地以出卖劳动力为生。”[5]
值得指出的是，毛泽东对阶级分析法的运用，并不止于此，而在经济分析的同时，又对各个阶级相应作了革命态度的分析，借以判断他们在革命中的地位。以贫农而言，他认为，无土地又无充足农具的贫农，每年劳动结果所得无几，还要出卖一部分劳动力，因他们是农民中极艰苦者，因而“极易接受革命宣传”。而有土地和较充足工具的贫农，每年大体能得到劳动果实的一半，所以他们的革命性，“优于半自耕农而不及另一部分贫农”。但不论那一部分贫农，都“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6]
事实上，由于近代中国社会的特殊性，经济分析虽能分清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但未必能真正分清敌友。因为在这里，一般社会中的剥削阶级并非都是敌人或革命的对象，民族资产阶级就是一个例子。其政治态度明显表现出两面性，“在受外资打击、军阀压迫感觉痛苦时，需要革命”，“但是当着革命……对于其欲达到大资产阶级地位的阶级的发展感觉到威胁时，他们又怀疑革命”，[7]这就需要做革命态度的分析。毛泽东正是从这点出发，在阶级分析中融入了革命态度的分析，从而在认定各阶级经济地位的同时，又认定了各阶级在革命中的地位，为制定革命策略提供了可靠依据。
历史表明，阶级分析的方法在毛泽东认识近代国情中起了极大作用，他运用这一科学分析方法，不仅创造性地把农民作为中国革命的主力军，而且把民族资产阶级作为革命动力并与之建立统一战线，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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