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弓
认识国情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条件，毛泽东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非常重视分析国情的方法，运用调查研究、矛盾分析、比较研究等方法分析国情，这些方法对我们认识当代社会仍有指导意义。
一、从分析主要矛盾和矛盾的特殊性中认识社会
在毛泽东的国情分析方法中，矛盾分析法是其中的一种主要方法。毛泽东主张分析国情要抓主要矛盾。他说：“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这是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社会告诉我们的方法。”[1]他运用这一方法，分析和揭示了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他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指出，鸦片战争前中国社会是封建社会，主要矛盾是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但是从鸦片战争后，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成为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而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又是各种矛盾中的最主要的矛盾”。伟大的近现代中国革命，就是在这些矛盾的基础上发生发展起来的。
毛泽东还主张分析国情要分析社会矛盾的特殊性。他说：“如果不研究矛盾的特殊性，就无从确定一事物不同于他事物的特殊的本质，就无从发现事物运动发展的特殊的原因，或特殊的根据。”[2]他对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认识，就运用了这一方法，指出，自从外国资本主义入侵中国后，中国已经不是完全的封建社会，也不是资本主义，而逐步地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在日本占领区，是殖民地社会；在国民党统治区，基本上也还是一个半殖民地社会；而不在日本占领区和国民党统治区，都是封建半封建占优势的社会。这就是现时中国社会性质，这就是现时中国的国情。”[3]
毛泽东还运用上述方法分析民族资产阶级的特点。根据马克思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资产阶级应是革命对象。但是，毛泽东从近代中国社会特点出发分析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却得出了与经典理论不同的一番新认识。他指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不同于外国资产阶级，是一个具有两面性的阶级。一方面，他们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所以“他们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有矛盾”；另一方面，他们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并没有完全断绝经济上的联系，所以“他们又没有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勇气”，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重性，“决定了他们在一定时期中和一定程度上能够参加反帝国主义和反官僚军阀政府的革命，他们可以成为革命的一种力量。”[4]这一分析，不仅使人们看清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特点，为中共制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策略提供了理论依据，也彰显了毛泽东的国情分析方法的科学性。
矛盾分析的方法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法。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任何事物都是由矛盾组成的，而其中主要矛盾规定和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作为辩证法大师的毛泽东非常清楚这一点，所以紧紧抓住主要矛盾来分析认识社会，实践证明这是把握国情的正确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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