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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云与新时期国民经济调整的两次决策

蒋永清

2015年03月17日07:51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湘潮》授权中国共产党新闻网独家发布,请勿转载)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至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期间,国民经济实行了以调整为中心的“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作为党内公认的调整经济的高手,陈云在这次国民经济调整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次调整经历了两次决策的过程,第一次是1979年3月至6月,第二次是1980年11月至12月。简述如下。

冲破高指标“禁区”的呼吁

粉碎“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后,中国经济非常困难,市场商品匮乏、人民生活困难。当时的中央领导人在听取和讨论国家计委有关汇报时表达出这种心愿,即“粉碎了‘四人帮’,国民经济要搞上去。” “在新的党中央领导下,一定要把速度搞上去。”这样,1978年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1976至1985年发展国民经济十年规划纲要(草案)》提出了庞大的计划指标,8年间主要工业产品新增加量大大超过过去28年增加的产量,国家财政收入和基本建设投资,都相当于过去28年的总和。与相适应,加大了对外引进的力度。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这些高指标造成国家财政困难和国民经济比例更加失调的严重情况。如后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指出的,这一时期 “经济工作中的求成过急和其他一些‘左’倾政策”仍在继续。

鉴于60年代“大跃进”的沉痛教训,从1978年4月起,理论界和党内开始酝酿纠正这种冒进的做法。1978年4月18日,著名经济学家、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顾问薛暮桥致信邓小平、李先念,详细阐述当前经济工作中潜伏的危机,指出“为着迎接新的建设高潮,需要认真总结过去28年的经验教训,特别是1958年到1960年‘大跃进’和接着所做调整工作的经验教训。”呼吁在高指标问题上要冲破“禁区”。

1978年5月10日,中共中央党校《理论动态》刊登《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发表这篇文章。12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同时转载。此前,邓小平明确批评了“两个凡是”的口号,此后,又明确肯定和支持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使得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形成为了全国规模的思想解放运动。

众所周知,陈云在1960年代初的国民经济调整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他搞经济工作在党内有口皆碑。延安时期主持陕甘宁边区和晋绥边区的财经工作,做到财政收支平衡有余,给边区留足了够一年支用的家底,创造了战时财经史上光辉的一页。建国初期,统领全国财经工作,在统一财经、平拟物价、平衡收支的重大历史事件中,功勋卓著,被毛泽东高度评价为经济战线上的“淮海战役”。在总结经济工作中冒进与反冒进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国力论思想,即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也就是紧张平衡的理论。这一理论成为总结“大跃进”教训、进行国民经济调整的重要依据。1962年以后,陈云的境遇发生重大变化,此后他差不多沉默了15年之久。

粉碎“四人帮”后,陈云在拨乱反正、重新恢复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方面发表了一系列重要意见。1978年5月以后,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思想解放潮流推动下,陈云率先对当时经济工作方面冒进的指导思想提出批评,不负众望地担负起冲破高指标“禁区”的重担。

和李先念的联名信:要有两三年的调整时期

1978年7月6日至9月9日,国务院务虚会议研究利用外国资金、引进国外技术设备加快现代化建设的速度问题。7月31日,陈云向李先念提出:“国务院召开的务虚会议最好用几天时间,专门听听反面意见。我们既要听正面意见,又要听反面意见。”12月10日,即将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成为党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的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东北组提交了关于经济问题的五点建议,提出:“不能到处紧张,要先把农民这一头安稳下来。”;“工业引进项目,要循序而进,不能窝工”;“对于生产和基本建设都不能有材料的缺口”;“材料如有缺口,不论是中央项目或地方项目,都不能安排。”陈云的发言得到多数人的赞同。

1979年1月1日,陈云在李先念批请中央政治局常委审阅国务院关于传达《1979、1980两年经济计划的安排(草案)》的通知稿的信上批示:“国务院通知中‘1979年有些物资还有缺口’。我认为不要留缺口,宁可降低指标,宁可减建某些项目。”5日,陈云又在新华社反映一些工业部门和地区的同志对国家计委安排1979年的生产计划和物资供应时还在留缺口表示不满的简报上批示:“我认为有物资缺口的不是真正可靠的计划。”陈云的意见得到邓小平的支持。邓小平阅后批示:“请计委再作考虑。” 6日,邓小平同余秋里、方毅、谷牧、康世恩谈话,指出:“对今明两年的计划,陈云同志提了意见,他说有物资缺口的计划不是真正可靠的计划,计划不要留缺口,宁可降低指标,宁可减建一些项目。这个意见很重要,请计委再作考虑。有些指标要压缩一下,不然不踏实、不可靠。”此后,国家计委会同有关部门着手研究和调整1979年国民经济计划,原已准备下发的国务院通知没有发出。

1979年3月8日,陈云写下《计划与市场问题》的提纲,为即将提出的经济调整决策作理论上的准备。在当时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他很有创新性地提出:市场调节是必需的,“在今后经济的调整和体制的改革中,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这两个部分的比例的调整,将占很大的比重。不一定计划经济部分愈增加,市场调节部分所占绝对数额就愈缩小,可能是相应地增加。”

3月14日,陈云和李先念联名给中央写信,正式建议实行经济调整。按照三中全会确定的排名顺序,联名信中李先念排在陈云的前头。他们首先建议在国务院下设立财政经济委员会,以陈云为主任,李先念为副主任,姚依林为秘书长。同时,对当前和今后的财经工作,提出6点意见,强调 “要有两三年的调整时期,才能把各方面的比例失调情况大体上调整过来。” 17日,华国锋将这封信批给中央副秘书长姚依林,“印发政治局同志”。

【陈云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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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张湘忆、谢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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