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纪律建设全面总结提升——九月会议
1948年 9月 8日至 13日，为迎接中国革命胜利，毛泽东在平山县西柏坡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也称“九月会议”）。这是中央撤离延安后第一次政治局会议。在国共双方军队即将展开决战之际，九月会议全面部署了党政军各方面工作，并着重强调了全党加强纪律性和统一集中问题。9月 12日，也正是九月会议召开期间，辽沈战役打响。
会议召开前后，中共中央对纪律问题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经验上都有了充分积累，亟待进行总结提升。毛泽东在会上重申了纪律问题的重要性：“上面说了许多条，还必须有这一条，没有这一条，那许多条实行起来都不会顺畅。”“中央同志要以全力来做这件事，要在战争的第三年内，在全党全军克服无政府、无纪律状态”（《毛泽东文集》第 5卷，第 138—139页。）。会议基本决议明确指出：“目前工作的中心一环是加强纪律性，克服党内某些严重地存在着的无纪律无政府状态。”（《西柏坡档案》第 1卷，第 453—454页。）
会议在纪律建设上有三方面突出成就。
一是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各中央局、分局、军区、军委分会及前委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的决议》，以中央政治局会议决议的形式，要求全党切实强化请示报告制度的落实执行。决议充分肯定了请示报告制度对加强纪律性的关键作用，强调：执行请示报告制度就是为了“保证全党全军所执行的各种政策的完全统一、及军事计划的完满实施，克服目前党内军内存在着的某些严重的无纪律状态或无政府状态”（《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25册，第 520页。）。一言以蔽之，“整顿纪律的钥匙，就是严格执行报告请示制度”（《叶剑英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 1997年版，第 189页。）。
决议对请示报告的内容、方式作出系统规范，全面超越并涵盖了此前的综合报告制度。中共中央通过这一决议系统梳理了各方面的工作，明确划分了中央和地方在各类重大及具体事项上的“决定权”，进一步确立了党内健康高效的政治格局，为 1949年的建政打下基础。
二是提出“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口号。自城南庄会议提出反对“双无”后，毛泽东还在继续寻找一个更加准确、鲜明而有号召力的口号来表述纪律的重要性。九月会议前夕他提出“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才解决了这个问题。这个口号如此朗朗上口、深入人心，自一产生就在党内外产生巨大影响，以至成为后人理解那段历史的标志性口号。“加强纪律性”不是孤立的，它是“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的一部分，这二十字口号是决战之际中国共产党全部战略部署之精炼概括，而“加强纪律性”是其“中心一环”。从建立报告制度，到召开九月会议，在这段不长的时间里，中国共产党的词库中涌现出一系列关于纪律问题的新概念，如综合性报告、请示报告制度、统一权力、集中权力、无纪律无政府状态、独立国，等等。这些各有侧重的纪律概念，代表着一个个重要的探索节点及理论成果，是 1948年党的纪律建设持续走向深入的集中体现。
三是从民主集中制的角度审视纪律问题。
任弼时在会上提出：“加强纪律性绝不是减弱地方的积极性，而是去掉盲动的积极性，发扬有条理有系统的积极性”；“强制应该是在民主基础上的”；“党内缺乏基层组织生活，应加强组织部。基层组织生活不健全，就不能加强纪律性”。（《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25册，第 471—472页。）此前毛泽东对“权力统一”于中央之前特意加上“全国一切可能和必须统一的”这一限制性定语，反映了类似思考，“统一”并不是无限制条件的，要尊重客观条件——“可能的”，也要保护地方积极性——“必须的”。“不是一切都统一，而是可能的又必要的就统一，可能而不必要的不统一，必要而不可能的也暂时不统一。”（《毛泽东文集》第 5卷，第 137页。）毛泽东起草的《关于九月会议的通知》提出把“提高干部的理论水平，扩大党内的民主生活”视为“完成上述任务的重要环节”。（《毛泽东选集》第 4卷，第 1349页。）这些基于 1948年纪律实践所进行的宝贵理论思索，将党对纪律问题的讨论带到民主集中制这一更深的层面，随后关于健全党委制的系列指示精神就是这些思索的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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