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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臻:毛泽东和1948年中国共产党的纪律建设 

2015年04月01日11:09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党的文献》授权中国共产党新闻网独家发布,请勿转载)

“加强纪律性”:“目前工作的中心一环”

—— 毛泽东和1948年中国共产党的纪律建设 

[摘要]1947年底中国革命面貌发生质的变化,中国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历史达到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为了保证解放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毛泽东选择加强纪律建设为核心环节,以推动全局工作。从 1948年 1月 7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并发出《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党内指示,到城南庄会议前后提出一系列新概念,充分显现政治纪律涵义,再到 9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对纪律建设全面总结提升,中国共产党开展了一场持续深入的纪律建设。通过不间断地探索创新,中国共产党对纪律工作的认识及实践在1948年达到一个空前的高度,取得极为丰硕的成果,为确保解放战争最后阶段的胜利发挥了关键作用。

[关键词 ]毛泽东;纪律建设;《关于建立报告制度》;城南庄会议;九月会议;“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

加强纪律性是中国共产党实现团结统一、达到步调一致的保障,也是应对困难挑战、克敌制胜的法宝。1948年党的纪律建设的历史经过及巨大成就,充分彰显出纪律建设的重要性。

对中国共产党来说,1948年是一个重要年份,国共两党两军在这一年展开了规模宏大的战略决战。决战关头,中共中央的工作千头万绪,然而毛泽东却在当年 9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捋出最重要的一条线索,明确提出党“目前工作的中心一环”(《西柏坡档案》第 1卷,中国档案出版社 2012年版,第 453—454页。)是加强纪律性。会议前夕,毛泽东提出一个极其鲜明的口号——“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这个口号完整提出的时间应该是在九月会议召开前夕。会前的 9月 5日,邓小平在一份电报里说到:毛主席在几次会议及谈话中,提出全党当前任务仍为“部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四句话。参见《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中),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9年版,第 761页。)。因为是“中心一环”的缘故,这个口号在当时又被简称为“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

从 1948年 1月 7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发出《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党内指示,到这年 9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对纪律建设进行全面总结提升,中国共产党开展了一场持续深入的纪律建设,取得丰硕成果。事实证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当初作出这一决策是高瞻远瞩的,对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发挥了关键作用。回顾这段历史,总结期间的经验,对于全党在前进中继续保持自制自律、谦虚谨慎的工作作风,具有重要意义。

一、转折之际毛泽东对纪律问题的深入考量

1947年底中国革命面貌发生质的变化,中国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这一年年中刘邓大军跨过黄泛区千里挺进大别山的举动,标志着人民解放军开始转入战略反攻,解放战争进入关键的下半场。)面对这一情况,毛泽东在 12月 25日中共中央会议上作出重要判断:“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现在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

这是蒋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百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毛泽东选集》第 4卷,人民出版社 1991年版,第 1243—1244页。)

历经二十几年的艰难困苦,中国共产党人全面掌握了全国战场的主导权。在这一历史机遇面前,能不能制定出正确的战略方针,实现建立新中国的夙愿,考验着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的智慧。接下来全党的努力方向是什么?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在客观分析国内外形势的基础上,接连提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以求全胜”、“将革命进行到底”等战略目标,这些目标的实质就是“中国人民革命战争应该力争不间断地发展到完全胜利,应该不让敌人用缓兵之计(和谈)获得休整时间,然后再来打人民”(《毛泽东选集》第 4卷,第 1244页。)。

人间正道是沧桑。毛泽东深知“全胜”之路不会平坦,1947年底,他从三个方面提出了极具针对性的战略谋划:政治上,要有适当的政策,团结朋友,孤立敌人;要广泛宣传,揭露第三条道路的反动本质,不为所惑。军事上,要干脆利落歼灭敌军有生力量,不能久拖不决。外交上,既要对帝国主义干涉有准备,不惧怕,同时也要尽量避免造成口实,引起不必要的麻烦,“不去挑战,只应战”。(《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3年版,第 274—275页。)

与此同时,革命形势由老区向新区、由农村向城市、由局部向全局的迅猛发展给党的工作转变也提出了紧迫要求。为确保这些目标实现,毛泽东敏锐地找到一把钥匙,即纪律建设。他认为:取得新的更大的胜利,最后和最有决定性的重要任务,就是要加强中国共产党,就是要使党的干部在政治上更加成熟,就是要使党的政策在全党更能统一贯彻,就是要克服党内思想上的经验主义倾向和组织上的无政府无纪律倾向。(参见《人民解放战争两周年的总结和第三年的任务》,《人民日报》1948年 8月 1日。这篇社论是由毛泽东审阅修改的。)正是站在这样的历史高度和政治高度,毛泽东强调,加强纪律建设是“许多环节在目前时期的一个中心环节,这一个环节问题解决了,其他环节就可以顺利解决”(《毛泽东文集》第 5卷,人民出版社 1996年版,第 125页。)。

客观上,全党此时加强纪律建设也迎来一个好的时机。首先是经过一年多艰苦转战陕北,到 1947年年中,中央驻地终于稳定下来,能够更方便地与各地加强沟通。此外,“由于我党我军在过去长时期内是处于被敌人分割的、游击战争的并且是农村的环境之下”,使得“各地方党的和军事的领导机关保持着很大的自治权”。(《毛泽东选集》第 4卷,第 1346页。)1948年这种境况发生根本改观,“革命形势已经有了极大的进展,许多解放区已经连成一片,许多城市已经解放或者即将解放”,中央和中央工委也即将会合。(《毛泽东选集》第 4卷,第 1264页。)形势的发展给全党加强集中统一创造了新的条件。

战局的迅速进展不断给予中国共产党更大空间去调整自身的政治格局。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急需尽早布局,加强自身建设,增进团结统一,巩固自身权威,为下一步建政奠定基础,这是历史所赋予的一个宝贵机遇。通过不间断地探索创新,中国共产党对纪律工作的认识及实践在 1948年达到一个空前的高度。纪律建设随着客观条件的变化逐步深入,取得了巨大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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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张湘忆、谢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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