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华清早期革命轶事【3】

三、“凡是读过几年书的，也要审查。重则杀头，轻则清洗。”

1932年4月初，刘华清刻印了一批《广大青年团员行动起来配合主力红军作战》的通知，忙着下发。由于当时正患疥疮，他就找别人去发通知，自己到黄家楼医院看病。两天后，突然来了两个县保卫局的人，二话不说，扭着他胳膊就走。

刘华清大惊：为什么抓我？来人不声不响。到了县保卫局，他大声质问：“为什么抓我？”保卫局的人语出惊人：“你是反革命、改组派！”根本不容他争辩，就把他关进了禁闭室———那时叫“局子”。

当时，鄂豫皖苏区斗争形势发展很快，主力红军、根据地发展迅猛，对敌斗争形势很好。可是张国焘推行“左”倾冒险主义，贯彻错误的“肃反”政策，混淆了敌我矛盾和是非界限，并且利用大家对叛徒内奸的仇恨心理，大规摸搞“肃反”运动。革命队伍内人心惶惶。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刘华清遭到逮捕。

刘华清被关进“局子”后，见满屋子都是人。光线暗，开始看不清是谁，过了一会儿，他才慢慢看清了。地上铺满稻草，屋里人有坐的，有躺的；有不认识的，也有认识的，甚至还有比较熟悉的。大家没人讲话，只是彼此看看。这时，刘华清发现，有个头发很长的人认真盯了自己一眼，往一边挪挪身子，腾出块地方。他就走了过去。刚一坐下，他就惊住了，这个头发乱蓬蓬的人，竟然是自己的入党介绍人潘思约！刚想询问，潘思约突然眼睛一亮，似乎暗示他不要出声。然后，他的眼睛又回到呆滞状态。

刘华清只好赶紧闭嘴，心里难过极了。几十年后，他感慨地说：“想哭，又不敢。”

4月天气，晚上很冷，可是谁都没有被子盖，就躺在稻草上互相挤着取暖。刘华清在“局子”里整整关了三天，没有人和他说话，也没有提审他。可是，屋子里的人，每天都有被提审的。有的回来了，有的一去不复返。

第四天，抓刘华清的那两个人来了，叫他跟他们走。

那时，刘华清不满16岁，从没见过这阵势，很害怕，又一想，自己革命几年了，是干部，是党员，应该表现得坚强才对。不过，他现在面对的，不是国民党反动派，而是战友，是同志，又不知道该怎么表现坚强。回忆当年那一幕，他坦露过心声：“心里乱得很，只好默默地跟他们走。”

在审讯室里，他意外地见到了坐在主审席上的徐宝珊。徐宝珊似乎也吃惊，问：“你也是反革命？”刘华清断然回答：“不是！”

徐宝珊对保卫局的人说：“这个人先别审了，送回去吧。”就这样，刘华清算是完完整整又回到“局子”里。

提心吊胆又熬了几天，徐宝珊让人把刘华清叫去，说：“你还年轻，不懂事，不是反革命。”然后，话题一转，“你就留在县委工作吧，当秘书科长，把县委机关的日常工作管起来。”随即吩咐保卫局的人：“把他放了吧。”

听到处理结果，刘华清激动不已：“我不是反革命了，没有被杀头，也没有遭受严刑拷打。我暗暗庆幸，长吁了口气。”

刘华清为何被捕？从徐向前的回忆，也许能找到一点线索：

“肃反”的对象，主要有三种人：一是从白军中过来的，不论是起义、投诚的还是被俘的，不论有无反革命活动，要审查；二是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不论表现如何，要审查；三是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凡是读过几年书的，也要审查。重则杀头，轻则清洗。

看来，刘华清差点遭“肃反”厄运，是因为“读过几年书”！

县委机关里最忙的，就是秘书科、油印科。秘书科主要是传达上级精神，发通知、指示，张贴各种布告、宣传品。这些东西都要手写，或刻印出来，靠人去送，油印科也就格外忙。刘华清刚去的时候，两个科配合还行，但很快就出了问题：油印科没人干了———有的被“肃反”抓了，没抓的落荒而逃了。油印科的事情，也只好由秘书科干了。

油印最关键的是刻钢板，刻不好就印不出来，或者印不了几张蜡纸就坏。由于没人刻，刘华清不会干也得干。起草通知文稿、编写传单之类的事情，他笔头来得还算快，但刻钢板就不行了。开始，他刻得很慢，渐渐熟练了，刻得又快又好。后来，县里下发要他起草的材料时，他就干脆直接在钢板上刻写。于是，他顺理成章地兼任了油印科科长。

刻钢板、搞油印的这点本事，刘华清就是从那时练出来的，后来在长征中发挥了不小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