残存的战俘营南墙。?
关在禁闭室内的战俘（雕塑）。
核心提示
沈阳盟军战俘营陈列馆是目前保存最好的战俘营遗存之一，但它只是当年修建的奉天战俘营的一部分。最近，有专家告诉记者，离战俘营不远的居民区里，还有一处战俘营医务室，日本731部队曾藏身于此……
9月27日，在专家和当地居民的帮助下，记者深入到日本侵略者修建的“奉天俘虏收容所”区域查看，看到仍有部分当年建筑遗存，其中还有一座保存较好、研究价值较高的单体建筑——盟军战俘营医务室。
发现战俘营医务室
在沈阳大东区的龙之梦向东看，可以迅速找到一片空间凹陷的区域，70多年前，这里曾修建了“奉天俘虏收容所”，是奉天战俘营的一部分。
沈阳二战盟军战俘营陈列馆位于这片区域的东北角，是当年建筑遗存比较集中的部分。
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研究室主任、研究员高建告诉记者，目前陈列馆占地面积为1．29万平方米，这只是规划利用保护的一期工程。1943年由“满洲工作机械株式会社”出资建成的 “奉天俘虏收容所”南北总长约310米，东西总长约146米，总面积为45355平方米。
记者从陈列馆向南，经过一座临街的红砖二层小楼，向右拐进一条小胡同，正在张望，一位老大爷走过来。听说记者在寻找战俘营旧址遗迹，他回身指着背后一段灰色残墙说：“就是这里，总有一些外国人来这里参观，听说有些人是战俘的后代。 ”
看残墙外观，与现存的战俘营房遗址比较，它应该属于营房北墙的一部分。墙外是原中捷友谊厂医院的后院，后院墙上有一处围墙打开个豁口，出豁口沿院墙向南便到了另一条小巷里。
环卫工张大姐正在捡拾墙边的垃圾，听说记者在寻找当年战俘营的围墙，她热心地指点：“这条东西向的围墙就是战俘营的南墙，头些年，文物部门的人还来这里丈量过，听说有100多米长。 ”这是一段红砖围墙，墙头覆盖水泥，部分墙段留有白灰痕迹，显然是被临街建筑利用时留下的。砖墙比现在的围墙明显高出一截，但已经看不出当年关押战俘时2米多高、阴森的样子。
经张大姐一路指引，记者来到了沈阳市大东区中捷爱心敬老院。院落是刚刚粉刷的，红色墙面配以白色条带，显得很温馨，老人们三三两两坐在院子里晒太阳。
院长林洁原是中捷友谊厂老职工，后来承包了敬老院。她指着院内唯一的二层楼说：“那就是当年战俘营医务室，破旧得不行，总漏雨。今年下雨时，老人的东西给浇坏了不少。后来，我们自己筹钱修了一次。 ”这是在沈阳二战盟军战俘营陈列馆外面发现的，现今保存最完整的一座当年建筑。
护理员于大姐在这里工作了20多年，她回忆说：“以前这个楼的屋子里有很多铁钩，从顶棚中伸出来，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估计是对付战俘的，后来厂里维修时给摘掉了。 ”
日本731部队曾进驻医务室
在史学家眼中，沈阳战俘营医务室有太多的可研究之处。
首先是它的名称，高建说：“有人将它称作战俘营医院，我觉得十分不准确。 ”这是她研究沈阳二战盟军战俘营医疗状况后得出的结论。
日本侵略者留下的资料显示，仅在1943年，这里就有91名年轻的战俘死亡，其中83人是患病死亡。按照日本陆军省的《战俘管理细则》，沈阳盟军战俘营医务室设有 “内科、传染科和外科，并设有隔离病房和疗养室，在一楼设有诊疗室、手术室、X光室、药房以及尸体停放间”。实际上，这里只配有一名日本外科军医和若干名卫生员，仅能进行伤口包扎和感冒等轻度疾病治疗，而且严重缺少药品。
高建介绍说，当时，在沈阳盟军战俘营有14名战俘被日军指定为内科、外科医生，他们原来的职业可能就是医生，但是，由于日军没有提供足够的药品，特别是没有治疗痢疾等流行病的奎宁等药品，他们只能眼睁睁看着年轻的同伴陆续死亡。
她说：“这些史料说明这里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医院。 ”
辽宁大学日本研究所副所长、副教授王铁军说：“我们访问盟军战俘幸存者，他们回忆时也将它称作是 ‘clinic’，译作小诊所，或者医务室，并没有医院的意思。 ”
当然，最能引起学者注意的是这里曾经进驻臭名昭著的日本731部队。
高建查到了于 2007年解密的、现存于美国国家档案馆的一份文件，命名为 “关总作命丙第九八号”，是1943年颁发的一份关东军任命书，其中第三条命令是：“关东军防疫给水部本部长应将下列人员迅速派至奉天战俘营，并支援和指导该战俘营进行防疫业务”，派遣人员包括将校5人，下士官5人，兵约10人，人数甚至大大超过了医护人员。
关东军防疫给水部就是臭名昭著的日本731部队，关于他们在沈阳战俘营的活动，有幸存者的零星回忆，但是，由于二战后盟军对幸存者下达了“禁口令”，731部队在沈阳战俘营长达两年多时间里究竟做了什么，还有待更多解密文件的公开，以及史学家进一步的发掘。
国际红十字会代表三度视察
王铁军在美国国家档案馆查到了2003年解密的《奉天战俘营的历史》，里面介绍了国际红十字会驻日本代表处的代表曾到沈阳盟军战俘营进行视察。
第一次视察发生在1943年11月13日，当时的代表佩斯塔露库从朝鲜经丹东入境后，进入沈阳战俘营视察，记录显示，他为战俘们带来了一些节日礼物和慰问信。
第二次发生在1944年12月5日，当时的代表安格斯特在视察后的报告中指出：如果药品和食品充足，拘留所内患者的治愈不是不可能的。
第三位来到沈阳盟军战俘营视察的是国际红十字会驻日本代表马歇尔·鸠诺，正是这位瑞士人以回忆录的形式出版了 《第三个士兵》，让后人看到了更为细致的历史事实。
他在回忆录中，这样描述自己在沈阳盟军战俘营医务室见到的情况：靠近窗边有三四名战俘站立着，挽着腕，在他们绷带、伤口能够允许的情况下，尽可能地低下头。待最后面的日本军官通过后，才抬起头，保持笔直的姿态，目光直视天棚，一直没有同我们进行目光交流。我的手心沁满了汗水，同行的马尔卡丽脸色变得像死人一样苍白……
他还写道：我走向一位战俘，向他伸出了手，可是那位战俘没有任何反应。他低下了头，但不是看我，而是看着松田（奉天俘虏收容所所长），似乎在征求松田的同意，数秒钟后，他伸出了手。我急忙说明此行的目的，那位男子用极其简短的话作答，而且每次回答都在看着日本人是否在点头……
事后这位瑞士人不禁感慨：在寒冷的中国东北的山地里，还有一千余名战俘，也许他们失去了归国的欲望。我能够见到的只是像奴隶般地低着头，嘴巴只能像墓碑一样沉默的几个战俘。
人们需要知道，这些战俘是经过怎样炼狱般的折磨，才会变得如此木讷。（记者/郭平 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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