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志凯
新中国建立以来，出现过三次严重的通货膨胀，关乎经济发展、社会稳定与民心向背。在历史的关键时刻，陈云创造性地实施了治理通胀的“组合拳”，取得了平抑物价、稳定社会、发展经济的历史性成就。
一、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平抑物价与统一财经
通货膨胀通俗地讲，就是太多的货币追逐较少的商品。新中国诞生前后爆发了大的物价涨风：1949年4月、7月、10~11月连续三次;第四次发生在1950年2月春节前后。
一般谈这次通货膨胀的原因，多从物资供给不足，商人囤积、哄抬物价探寻；治胀经验归纳为城乡交流，物资调运，打击投机行为；而对金融货币政策涉及较少。陈云则实事求是地从财政金融角度深刻分析通货膨胀的缘由。1949年11月18日，陈云于政务院第六次政务会议上的报告中明确指出：通货膨胀主要原因是财政赤字数目太大，钞票发行太多。7月份只有上海、汉口物价上涨，现在发行的钞票比那时数目多了5倍。货币过度发行所导致的通货膨胀，虽然出于解放战争的需要，并且只是暂时现象，但是存在负面影响很大，其中显而易见的是妨碍经济恢复，威胁政权稳固。新解放地区人民币的信用比不上光洋。抗战以来民国纸币滥发，是人民币诞生时大面值低币值发行的根源。从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到1949年国民党撤到台湾，国统区因连年战争和经济凋敝，国民政府财政入不敷出，滥发货币，以至物价狂涨。当时纸币一千元只值抗战前的大洋七分，还不到一角钱，这种钞票连印刷成本也划不来。一万元一张的纸币只值大洋七角。1949年刘伯承在西南数次来电催运钞票。按照他所要求的数目，一千元面额的票子要用二百多架飞机才能运去。
由于恶性通货膨胀的持续，金融业成为市场投机的中心，金融市场与商业投机相互作用，造成社会经济秩序的混乱。
以陈云为首的中财委于1949年至1950年年初采取“组合拳”式的系列措施迅速稳定金融、平抑物价。
1.调动物资、增加供给。人民政府在极短时间内迅速增大供给，在投机资本活跃的特大城市，适时抛售粮食、纱布等紧俏物资，把因供不应求而抬高的物价压下来。
2. 统一财经，压缩需求，减少货币发行。1950年2月，中央人民政府召开全国财政会议决定统一财经。3月3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第22次会议通过了《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其中在金融方面最主要的措施是统一现金管理。4月7日，政务院颁布《关于实行国家机关现金管理的决定》，指定中国人民银行为国家现金调度的总机构。国家银行代理国库，外汇牌价与外汇调度由人民银行管理，各公营企业、国家机关以及合作社的现金，除规定准予保留的限额外一律存入中国人民银行；各公营企业、机关、合作社之间的交易往来和货币收付，除小额零星者外，一律不用现金，须用转账支票通过中国人民银行结算。责成中国人民银行逐步编制综合的现金收支计划，使现金流转能够依照计划进行。并且尽量扩大人民币的流通范围，吸收定期存款。如仍有困难就把军政经费迟发半月二十天，限制一切机关、国营企业及合作社在银行存款的提取数量，短期冻结大部存款。到1950年5月，持续了12年的恶性通货膨胀被遏制，全国经济趋于稳定，人民币信誉建立。
朝鲜战争爆发后，庞大的军费开支增加了财政压力。陈云指出：“我们所用的方法是求得收支平衡，削减以至消灭赤字，而不是用多发钞票弥补赤字。”①当时除了进口物资比较紧张外，左右物价的是粮食和纱布。由于1950、1951年粮食丰收，国营公司存粮保证了市场供应；但棉纱不足，价格趋涨。中财委于1951年1月4日公布了“统购棉纱的决定”，国营公司制定了统购价格，棉纱价格也得到了控制。由于财政收支平衡；加强汇率、贸易管制和现金管理，打击囤积居奇，朝鲜战争期间物价基本稳定。
3.突破封锁，进口稀缺物资。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华“封锁”最猖獗的1951年，由于“网开一面”，发展对苏联东欧国家的贸易，并争取同其他各国互通往来，外贸总额达19.55亿美元，超过了解放前最高的15.53亿美元（1928年），逐渐将近代以来的长期入超转变为进出口大体平衡的局面，缓解了市场压力，也保证了工业化对引进设备、钢材、技术的迫切需求。②
通过以上举措，新中国金融市场稳定，银行存款增加，投机资本不得不吐出一部分以高息借款囤积的物资，市场物价下降，市价低于牌价。新中国建立前后的治理通货膨胀取得全面胜利。此后又通过调整工商业抑制紧缩政策带来的负面影响，促使私营工商业繁荣。
二、“大跃进”后的平抑物价与经济调整
1958~1960年“大跃进”期间，由于否定客观经济规律，商业上搞大购大销，要求“生产什么，就收购什么”；银行不研究商品流通和货币发行的比例，要求贷款“什么时候要，就什么时候贷，要多少，就贷多少”，实际上取消了对货币发行的控制。货币流通量从1957年的52.8亿元猛增到1961年的125.7亿元，上升1.4倍。农业生产从1959年起大幅度下降，轻工业、重工业生产1961年也相继下降。社会购买力和商品供应量的巨大差额导致物价猛涨。
陈云研讨后指出，只是承认通货膨胀的现实，把市场物价普遍提高20％~30％，不能保证人民特别是城市居民基本生活的稳定，会影响社会安定，不利于迅速克服严重的经济困难。正确的办法是，一手抓生产，一手抓生活，大力缩短基建战线，压缩社会集团购买力，以减少社会需求。政府要注意发展生产，提高商品质量，组织农村集市贸易，增加商品供应。经过深入研究，产生了保住重点（以后在实践中形成了保18类商品价格稳定），其它放开的思想，并制定了相应的政策：对生活最必需的商品实行定量供应，定量供应商品价格不提高；定量以外出售几种高价商品回笼货币和调剂人民需要。具体措施如：
1.稳定18种必需品的供应价格。1962年10月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当前城乡工作的若干指示》明确规定：“对于城市职工的主要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和房租水电的收费标准（即18类商品）应当基本不动，继续保持稳定。”当时规定稳定价格的18类商品是：定量供应的各种粮食，凭票券供应的各种棉布，凭票券供应的各种针棉织品、布鞋，定量供应的絮棉，民用食盐、酱、酱油、醋，定量供应的肉、鱼，定量供应的食油，定量供应的食糖、糕点、糖果，大宗粗菜，火柴，民用煤、劈柴、煤气，灯用煤油，文具、纸张、课本，主要西药，搪瓷、铝、橡胶等由国家提供原料的日用工业品，房租、水电、交通、邮电、医疗、学费等费用。18类商品都属于人民生活必需品。这部分开支大约占职工家庭生活开支的60%~70%。保证这些商品价格稳定，就保证了大多数职工家庭基本生活的稳定。为保证这些商品的供给与价格稳定，减少城镇非农业人口。
2.进口粮食、食糖等增加市场供应。1960年下半年全国粮食供应极端困难，京、津、沪、沈等大城市告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陈云提出：“稳定市场，关键是进口一些粮食。进口粮食，就要下定决心拿出东西来出口，先国外，后国内。把粮食拿进来，这是关系全局的一个重大问题。进来粮食，就可以向农民少拿粮食，稳定农民的生产情绪，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用两三年的时间把农业生产发展起来，国内市场问题也就可以得到解决。农民手头的粮食宽裕了，就可以多养鸡、鸭、猪，多生产经济作物和各种农副产品，增加出口。”中共中央和国务院采纳陈云的建议，决定调整进口结构，把粮食列为首位，依次安排化肥、农药、油脂、工业原料、设备等进口。为了保证国内粮食供应，周恩来总理、陈云副总理和对外贸易部部长叶季壮等，日以继夜地抓粮食进口，全面研究安排粮食进口的来源、运输、外汇等问题。经过努力，1961~1965年每年进口小麦500万吨~600万吨，保证了重灾区和大城市的粮食供应。
3.出售高价商品，回笼货币。1960年，商品供需之间有巨大差额。人民群众普遍营养不良。为了增加热量，安定人心，回笼货币，1961年1月，中共中央采纳陈云的意见，决定在全国各地逐步敞开出售高价糖果、糕点等消费品，2月开始在大中城市、重要工矿区开设高价饭馆高价商品的范围，由中央统一规定，利润集中上缴国库。1961年年初起，先后实行高价的品种有：高价糖果、高价糕点（1961年1月）、高价饭馆（2月）、高价钟表（4月）、高价名酒、粮食白酒、啤酒（4月）、高价针织品（4月）、高价砂糖（5月）、高价自行车（1962年3月）、高价卷烟（1963年9月）等。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好转，从1962年7月起，高价商品逐步降低价格以至退出市场。从1961年到1964年，高价商品“高到卖得掉，低到不脱销”的原则实行了3年，收到三大效果：回笼了大量货币；促使市场物价趋于稳定；减少了市场供应的压力。
4.增加生产，保障供给。在1961-1962年，政府动员了约2000万“大跃进”时期从农村招收的职工返回农村，加强农业生产第一线，促进农业的恢复。在农村改变“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体制，实行包工到户、定田到户等“包产到户”方法，调整工农业产品比价，提高农产品价格，调动了农民生产积极性。
5.压缩基本建设投资，力促财政收支平衡。1957年国家基本建设投资总额是143亿元，1960年猛增到389亿元，1961年猛压到127亿元，1962年进一步压到71亿元，这是1961年开始的大调整的重要措施。
由于多方配套措施，加之农业生产逐渐恢复，物价逐步趋向稳定。以1950年物价指数为100，1957年为112，1961年为149.6，1962年为155.3，1963年为115.26，1964年降到113.83，基本恢复至1957年的水平。至1978年为144.7。在近三十年的时间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增长不到45%，平均每年增长不到1.5%。物价的基本稳定不能不说与陈云的经济思想密切相关。
三、“物价闯关”前后的平抑物价与治理整顿
20世纪70年代末我国实施改革开放，陈云长期主张利用市场机制的思想得以在实践中发扬。1987年中共十三大以后，陈云退居二线，仍关注着经济形势中的物价动向。1988年物价改革要加快步伐，陈云抑制通胀、稳定物价的思想面对新的课题。
（一）经济体制与价格机制必须改革
陈云对经济体制与价格机制改革不仅有实践经验，而且有理论思索。1979年3月，陈云关于《计划与市场》的讲话提纲中写道：“六十年来无论苏联或中国的计划工作制度中出现的缺点：只有‘有计划按比例’这一条，没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还必须有市场调节这一条。所谓市场调节，就是按价值规律调节，也就是经济生活中的某些方面可以用‘无政府’，‘盲目’生产的办法来加以调节。”“整个社会主义时期经济必须有两个部分：（1）计划经济部分（有计划按比例的部分）；（2）市场调节部分（即不作计划，让它根据市场供求的变化进行生产，即带有‘盲目’调节的部分）。”“第一部分是基本的主要的，第二部分是从属的次要的，但又是必需的。”这是陈云曾在1956年党的八大上关于“计划需要市场调节”主张的进一步阐发，也是中央领导较早地将市场与“计划”并提。这一提纲，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中国进行价格管理体制探索性改革的理论依据。
（二）价格改革与宏观环境存在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
陈云长期主张改革计划体制，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物价遵循价值规律；但因为问题复杂，他主张改革的步子要稳，不能要求过急。
1988年年初在经济学界流传着通货膨胀近期对中国构不成重大威胁的论调。主持中央工作的领导急于推进价格改革。但当时看法并不一致。经济学家刘国光在会上指出：当前我国物价上涨，不仅仅是个别产品(如食品)的供求问题，也不单纯是调整价格结构带来的，它首先是由于货币供应量过多，从而币值下降所引起的持续性的物价上涨，而且已持续三年。国际经验表明，这种物价上涨，从短期看对经济发展可能有某些作用，但从长期看一定会损伤整个经济的机体。必须首先积极对通货膨胀进行治理。此后薛暮桥、吴敬琏等专家也提出了类似意见，但未引起重视。1988年物价逐月上涨。2月份为11.2%；3～5月份分别为11.6%、12.6%和14.7%。在物价持续高位运行的情况下，原来实行“双轨制”价格的生产资料成为非法牟利的来源。供求紧张的水泥、钢筋、木材、玻璃等生产资料，得到批文转手倒卖就有巨额收益。这使得物价尚未放开就混乱无序。
5月30日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进行价格改革，7月份物价指数陡升至19．3％。更引起居民恐慌，出现多年少见的大量提取储蓄存款和抢购商品的风潮。
为了抑制提款，银行大幅度提高存款利率。长期存款年息达24%以上。因为国家控制着贷款利率，于是出现了深度负利率。谁能从银行贷出钱，谁就可以坐地赚得10%以上的利润。
不仅物价总水平上涨幅度居高不下，而且结构性矛盾突出。随着补贴政策的变化和价格管理的放松，工农业产品相互影响，生产生活资料循环涨价，既不断推动价格水平的上涨，又给深化改革造成新的障碍。
事实表明，物价改革尽管必要，但时机不当，又过于集中、幅度过大，改革过程中一些配套措施没有及时跟进，使十三大之前已经出现的经济总量失衡、结构失调、通货膨胀、物价上涨过快和秩序混乱等问题进一步恶化了。越来越多的城镇居民不仅担心政府是否有稳定物价的手段和能力，甚至怀疑政府稳定经济、稳定物价的诚意和决心。当8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关于价格工资改革初步方案》的消息在报纸上公布时，尽管会议强调要采取强有力的措施，综合治理通货膨胀，群众却以为新一轮大幅度涨价即将开始，触发了突击提取存款，大量抢购的全国性风潮。8月份全国商品零售额比1987年同期增长了38.63%，比1988年7月增长了7.5%。在一半左右商品的价格已放开，大批新的竞争者涌入市场的情况下，由于未能建立相应的市场组织，缺乏完善的市场规则和监督管理体系，流通秩序更加混乱。不少单位不顾国家有关规定，违法经营，利用行政权力、垄断地位或其他特权倒卖紧俏商品乃至计划指标、批文，牟取私利，不仅搞乱了流通，而且在人民群众中造成了极坏的影响。
针对混乱局面，9月15日至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正式作出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9月26日至30日，中共十三届三中全会召开，会议批准了政治局提出的治理整顿和全面深化改革的指导方针和政策措施。
情况表明，价格改革“欲速则不达”。严重通货膨胀是价格改革的障碍，也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绊脚石”。
（三）提出治理整顿的八点意见
陈云始终密切关注物价和工资改革方案。1988年8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北戴河会议讨论并通过的《关于价格、工资改革的初步方案》。这个方案设想，从1989年开始，每年价格上涨10%，连涨5年。每年人均收入增加11%、12%、13%、14%，初步理顺物价。这是一个牵动国计民生的大问题。陈云对此“打个很大问号”。他认为通过迅速上涨物价来理顺价格不切实际。他说：“每年物价上涨百分之十，办不到。我是算账派，脑子里有数目字。理顺价格在你们有生之年理不顺，财政补贴取消不了。”这一年已82岁高龄的陈云通过认真思考，语重心长地向赵紫阳总书记谈了对经济工作的八点意见。其中特别提醒要稳定市场物价。他说：“如果不从根本上采取稳定市场物价措施，提款抢购风潮还会再起”。谈话概括了他长期形成的关于计划市场、财政金融、积累消费等一系列基本理念，治理通货膨胀仍是重要内容。其中包括“永远不打赤字财政”。“从全局看，在几大平衡中，最基本的，是财政平衡。”“要扭转当前混乱的经济局面，首先要靠财政平衡、特别是中央财政平衡。”“现在票子发得太多。票子发行的权力要高度集中，我看还是要‘一枝笔’”，等等。
四、几点启示
（一）明确反对通胀、准确判断源头是治理通货膨胀的基础
早在60年前的1950年3月，陈云就指出，力争现金收支平衡、避免通货膨胀是财经工作的基本任务。两个30年过去了，这一说法并未过时。目前，我国面临复合式通胀。形成通货膨胀的因素大体有三种，输入性通胀、成本推动性通胀和流动性通胀。通胀问题仍是我国经济发展面对的问题。
（二）货币资本与商品实物平衡是治理通货膨胀的要领
通货膨胀问题说到底是货币现象。40多年前，美国以与黄金脱钩的纸币美元作为世界货币，从此改变了银行的信用。当仅仅凭借霸权就可以印刷钞票来换取真实的商品和劳动时，钱难以摆脱越来越“毛”的命运，通货膨胀成为必然趋势。历史经验证明，通货膨胀是物价普遍上涨的根本原因。因此，稳定物价的根本办法，是制止通货膨胀而非单一加强价格管理。
（三）政府是有效治胀的核心力量，计划、市场手段缺一不可
有效治理通货膨胀需要两个条件或手段：一方面，需要加强宏观经济管理，政府要加强在市场失灵的领域诸如市场监管和提供公共产品等方面的职能，治理经济环境、严控货币发行；另一方面，需要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这二方面是实现价格改革，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基础。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上述三次治理通货膨胀的历史，都深刻地昭示了这个经验教训。
21世纪以来，中国经济越来越深地进入全球化经济体系，人民币正在成为越来越多国家的结算货币，容纳的“池子”越来越大，金融资本的形式也越来越多样化。在新的形势下，人民币发行与实体经济的比例，与市场供求的关系正在发生变化。即使如此，历史上陈云治理通货膨胀的基本经验与理念，仍能给予后人启迪。
注释:
①《陈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4页。
②详见董志凯著《应对封锁禁运——新中国历史一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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