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紫
谦恭虚己，勇于自我批评
谦恭虚己的任弼时经常说：“我们每个干部决不可以把自己现在的地位以及工作中的胜利与成就，看成完全是由于自己个人的本领，以为自己的本领真的比什么都高大，以为自己真的是了不起的人物。如果我们不懂得自己的成功，正是因为自己是为党工作，才会获得这些成功，反而把自己看成了不起的‘英雄’，甚至离开党而去寻求个人的名誉地位，那就非常错误，非常危险。”
任弼时从16 岁参加革命至46 岁逝世，把30 年的生命和精力全部贡献给了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他历尽艰险，奋力前进，对我们党的青年工作、组织工作、军队政治工作，对丰富毛泽东思想都作出了重大贡献。但他从不居功，从不谈他自己。有一次，一位老同志在与任弼时交谈中谈到任弼时在红二军团整军建党的经验时，任弼时马上说：“你说得太过了，我没有做这么多的事情，这都是党中央领导正确的功劳，是红二军团同志集体努力的功劳。”
任弼时不论对干部还是对平民百姓，都虚心相待，从不摆架子。他同人谈话，总是以商量的口气、平等的态度，就是对犯了错误的人，也很少指责，而是讲清道理，指出错误所在和改正的办法。他和蔼可亲、以诚相见的作风，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31年，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的任弼时前往中央苏区。因为刚到不久，战士们大多不认识他。有一次，他让一位战士教他刺杀。那位战士教了几次，见他动作不准确，就竖眉瞪眼地批评他：“乱弹琴，像你这样还能刺倒敌人？”当他的动作稍有进步时那战士又拍拍他的肩膀说：“不错，长进很大，照这样下去，肯定是一个模范赤卫队员！”这时，通讯员跑来喊：“请首长去开会。”那位战士一问，才知道这学刺杀的人是中央组织部长任弼时，脸一下涨得通红。任弼时却大笑着说：“你不仅是个模范战士，还是一个好教练员！以后要继续教我学刺杀技术哦。”
任弼时在北京养病的时候，常到景山公园散步。他的身体不宜走远路，警卫同志建议从一个较近的小门进去，但这个小门挂着“游人止步”的牌子，他拒绝了走小门的建议，说：“这是园里的制度，我们不能破坏。”
任弼时的谦恭虚己，更难能可贵地还表现在勇于进行自我批评并善于总结出自我批评的方法。
湘赣苏区是1929年朱毛红军离开井冈山向赣南进军后，彭德怀、滕代远率领红五军重返井冈山，恢复和发展起来的革命根据地。由于湘赣苏区是在“左”倾路线愈演愈烈的条件下发展起来的，因此存在着如何评价湘赣苏区历史的问题。特别是湘赣苏区在“左”倾路线统治中央苏区时期，执行了“左”倾中央的肃反政策，存在着个人恩怨的是是非非等复杂问题。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后不久，以王首道、张启龙、袁德生等为核心的中共湘赣临时省委成立，这段后来被称为旧省委的时期。虽然旧省委执行的是临时中央制订的“左”的政策，但临时中央到苏区后，依然以“右倾机会主义动摇”的罪名，撤销了王首道的省委书记职务，并打击了张启龙、袁德生等省委领导。1933年6月，任弼时到湘赣后成立了新的省委。这时，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形态已经完备，“新省委在思想上、政策上比旧省委自然表现要更‘左’”，但仍无法满足临时中央的“左”倾要求，任弼时领导的新省委仍被批评“还有右倾机会主义”。
由于处于战争时期，湘赣苏区的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延安整风的后期。延安整风的最后阶段，党中央认为有必要对各个苏区的历史作出结论。作为中央党的历史问题准备委员会召集人，任弼时也表示有必要对湘赣苏区的这段历史给予评价。正是因为如此，任弼时以当年湘赣新省委书记、红六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的身份参加了湘赣工作座谈会，他的发言也被认为是这次会议的总结发言。
在发言中，任弼时开宗明义提出：“现在我们来检讨历史问题的时候，首先，应该从各种不同的历史情况出发，了解历史问题，检讨自己的错误。”作为当时湘赣新省委的书记，任弼时对自己在湘赣省委时期，由于认识上的失误，曾经执行了某些“左”的错误政策进行了深刻的剖析，作了严格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他表示在他担任湘赣省委书记这一段工作中，还是有许多缺点错误的，执行的路线还是临时中央的更“左”的路线，在土地、军事、肃反等问题上是“左”的。他说：“今天看来，改组省委是错误的。反对王首道等的‘右倾机会主义动摇’也是错误的。对张启龙以及甘泗淇这些同志的打击都是不对的。这责任不在同志们，责任主要由我来负。”他对张启龙表示：“我在湘赣也批过你，省委还把你的党籍搞掉了，这都是错的，责任在我。现在我向你道歉！”
作为这次会议的实际主持人，任弼时客观、坦诚的分析和总结，勇于承担责任的精神，使原来湘赣省委的干部统一了认识，分清了是非，能够心情愉快地奔赴各自的工作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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