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紫
执政为公，严以律己
作为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任弼时的党性做到几乎完美无缺。这从体现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思想精神风貌的、他一直恪守的人生训条“ 一怕工作少，二怕麻烦人，三怕多用钱”上即可略见一斑。这“三怕”其实贯穿着一条红线——心里只装着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一心为革命、为人民艰苦奋斗。总之他处处严格要求自己，为我们树立了无私奉献、忘我工作的典范。
抗日战争期间，陕甘宁边区经济最困难的时候，党中央和毛泽东号召边区的党政军民投入大生产运动。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的任弼时带头执行党中央的决议和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带领机关干部在住地附近开垦出一大片荒地，种上了瓜果蔬菜。边区军民穿衣用布也十分困难，党中央号召边区男女干部、战士都来纺纱织布，解决穿衣问题。为了带动边区的纺织运动，体弱多病的任弼时还以身作则积极投身于纺纱活动，并向三五九旅王震旅长要了一部纺车。他在工作之余，以坚韧不拔的毅力，操起纺车学纺棉纱。他就像村妇一样盘腿而坐练习纺线，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一次又一次的累得直不起腰。功夫不负苦心人，他的成绩提高很快，终于纺出了一手好纱。1943 年3 月，在参加中央机关在杨家岭举行的一次军民纺线比赛中，任弼时所纺的纱被评为第一，博得全场喝彩。这特殊的“第一”，想来令人不禁油然而生无限敬意。
在中央苏区，任弼时和战士们一起上山挖野菜，过一样艰苦的生活；在长征途中，任弼时拖着重病而虚弱的身躯，吃力地扶杖前进，有担架也不坐；在转战陕北中，任弼时多次摔倒在地上，他爬起来，不让人搀扶，一直走到目的地。建国后，任弼时在30 年代所用的一条毯子还在用着，这是组织上发给他的战利品；他爱人陈琮英用自己的毛围巾为他改织的毛衣，穿了10 多年，早破烂不堪，他照样穿着。党中央从西柏坡迁到北平时，有关部门建议给书记处的同志每人做一套新衣服，以穿着参加入城阅兵式。经请示任弼时，他不同意，说：“我们是穿着这身衣服打天下的，也能穿着这身衣服进北平。”进城后，他制止了工作人员想将他的旧被子、旧衣服换掉的做法，并诚恳地对工作人员说：“你们不要以为现在进城了，应该阔气一些了，这样想就不对了，不能忘记目前我们国家和人民还有困难，什么东西也不准给我领，那些被褥和衣服补一补还可以用嘛。”他特别注意节约用电，时常告诉孩子们和工作人员，“人走灯灭”，并在每个房间电灯开关处写上“人走灯灭”的字样以提醒大家。
公家配发的东西，任弼时总要问是不是按制度发的，如果发现是身边同志特别要求的，就让退回，并耐心地说：“凡事不能超出组织规定的制度，丝毫不能搞特殊。目前国家还很穷，困难很多，我们办每件事都要想着国家和人民的利益。”直到逝世时他依然用的是那些陈旧的衣物。
1947年3月，中共中央撤离延安，任弼时与毛泽东、周恩来一起转战陕北，在世界上最小的司令部里，指挥了世界上最大的人民解放战争。8月20日，西北野战军在沙家店一举歼敌6000余人。这一胜利彻底扭转了西北战局。23日，西北野战军召开旅以上干部会议。毛泽东和周恩来、任弼时赶到会场，表示祝贺。
沙家店战役的胜利使中央纵队的处境大为改善，部队士气旺盛，情绪高涨。但最棘手的问题却依然存在，那就是缺少粮食，饥饿困扰着每一个人。毛泽东、任弼时等也和当地农民一样，只是吃米糠、秕谷合在一起再加几把黑豆熬成的“钱钱饭”。警卫战士每人每天只有半斤黑豆，哪里够吃？何况，大都是20岁上下的年轻小伙。为了维持生计，前线司令部下令杀马吃肉。
自从允许杀马充饥后，中央纵队的战士在战场附近拣回两匹受伤的骡马，并宰杀了。在梁家岔住了4天之后，部队又出发了，战士的干粮袋，增加了新的内容，鼓鼓囊囊起来。
任弼时发现这种变化，马上找到手枪连连长高富有，问：“你们手枪连有没有拣回马来？”高富有回答：“有。都是没有人要的，本来想送回去，可也不方便，喂养吧，也没有饲草，没的办法，就杀了一匹。”
任弼时认真地追问着：“吃了没有？”高富有如实地回答说：“吃了一些，还剩下一些。”
任弼时严肃地说：“这样做是不行的，一切缴获要归公嘛。战场上的任何物品，任何东西，都不能变成个人的，也不能变成小单位的。你们的口粮是少了点，不过，平均起来每人也有半斤，比前方还是强多了。”
听到任弼时的批评，高富有感到很惭愧，同时受到巨大的震动。他与同志们一合计，大家一致同意，把那匹没有宰掉的受伤马和那些还没有吃掉的马肉一起送了回去。
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任弼时，自然更加珍爱党的名声和关心党的持续健康发展问题。
1949年3月，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告诫全党：革命胜利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任弼时也在认真思考着这个问题，他特别强调要加强党的建设，并严正指出：“这种情形是存在的，将来更可能发展。忙于各种经济建设和行政事务，放松了党的建设，忘掉了党务工作，那是很危险的。”
1949年4月，任弼时在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进一步指出：“一个革命的政党，如果只会破坏旧的，而不会建设新的，如果它不能建设起新的，确实使人民在政治、经济、文化上比以前在旧社会里要过得好一些的生活，那人民会由不满而反对它的，而它终于要走向失败。”因此，在全国胜利以后，还必须同过去一样保持艰苦奋斗、勤俭朴素的作风，要准备节省每一个铜板去为新社会经济的建设而积累一份力量。他语重心长地说：“一切以为革命胜利了，可以安闲起来，或者以为已经艰苦奋斗了几十年，已经为人民尽了力、出了汗、流了血，现在可以享受一下了，这些想法应当认为都是不健康的。”
1949 年，斯大林送来几辆新小轿车，行政部门分给任弼时一辆，他对身边的公务人员说：“不要去领，我那辆旧的还可以坐。”
刚进北京城时，后勤部门为任弼时的住房修窗户花了点钱，他知道后很不安，一晚上都睡不着觉。他认为，在国家大业初创、人民生活非常困难的情况下，一分钱也不应多花。他的住房面临大街，办公室离马路只有二三米远，很不安静。有关部门为照顾他的工作和休息，准备让他搬到另一个住处，他说：“那房子住着一个机关，而我是一个人，怎么能为我一个人牵动一个机关呢？当干部的一丝一毫也不能特殊。”后来，组织上准备给他整修另一所房子，他知道后又拒绝了。他说：“现在国民经济正处在恢复时期，还是把钱用到工业建设上去吧。”直到逝世他始终住着原来的房子。
任弼时对自己严格要求，对亲属的要求也很严格。他从未利用手中的权力为子女和亲属谋取半点私利，也不允许他们搞特殊。他经常询问夫人陈琮英菜金有没有超过标准，生活用品是不是按制度领的。孩子们的衣服破了，他让陈琮英把大人的破旧衣服改做给他们穿。孩子们回家，就让他们到大灶去吃饭，处处注意不使他们有特殊感。他常对孩子们说：“吃了人民的小米，不能辜负人民对你们的希望，将来一定要为人民做事。”新中国刚诞生时，他的妹妹从湖南到北京看他。临走时，想请他给湖南省委写封信，替她丈夫安排个工作，任弼时认为这样做不符合组织原则，信没有写，还做妹妹的思想工作，终于说服了妹妹。
经历了大革命失败后的白色恐怖、长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艰苦的环境和紧张的战斗生活，影响了任弼时的健康，但他始终抱病坚持繁重的工作。当他病情加重时，同志们劝他休息，他却说：“能坚持走一百步，就不该走九十九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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