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志菲
新中国成立后，陈云作为国家最主要的理财人，难免给人一种高山仰止的感觉。其实，生活中的陈云非常平易近人，有着一种独特的人格魅力。笔者曾多次走进中南海，采访过这位开国伟人的亲属和他生前身边的工作人员，力求还原一个平民陈云，在陈云110周年诞辰之际，以飨读者。
“枪毙”宣传自己的文章
20世纪90年代中期，正在播出的电视连续剧《陈云出川》突然停播。关于这件事，陈云夫人于若木在生前接受采访时介绍说：四川省委组织部的一名干部了解到，陈云在红军长征途中，奉中共中央之命，从四川秘密前往上海，然后前往苏联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遵义会议情况。陈云出川的过程十分富有戏剧性，他是由当时任四川雅安小学校长的席懋昭护送出川的。于是，根据席懋昭生前的回忆材料，那位干部写成电视剧本《陈云出川》，由峨眉电影制片厂拍摄。此剧本经陈云的秘书和陈云家属商量，同意拍摄，但未向陈云报告。
电视连续剧《陈云出川》拍好后，经有关部门审查通过，由中央电视台播出。
陈云晚年患白内障及青光眼，视力很差，不看电视，只在每天一早一晚收听电台的“新闻联播”。如果有事，就叫人把广播录下来，等有空时补听。陈云不看电视，本来不会知道《陈云出川》的播出，身边的工作人员也都自觉地不向他透露。不料，一位新来的护士不知道要对陈云保密这件事，她跟陈云说起在电视里看了《陈云出川》，很精彩，陈云一听，连忙问：“什么《陈云出川》？”
当陈云知道拍了这么一部电视连续剧之后，当即叫来秘书，要他把剧本读给自己听。听罢，他遂写信给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要求停播电视剧。于是，央视执行了中途停播该剧的指示。
这就是陈云，一个谦逊有余的陈云。早在1945年5月，陈云便在中共七大上这么说：“假如你在党的领导下做一点工作，做得不错，对这个功劳怎样看法？我说这里有3个因素：头一个是人民的力量，第二是党的领导，第三才轮到个人。”于若木说，曾经有一篇老同志写的关于东北解放战争的回忆文章，送到陈云那里审看。陈云看后，虽然同意发表这篇文章，却把文章中关于他自己的内容全部删去了。有关宣传他的文章，只要报到他那里审核，都会被他“枪毙”。据于若木回忆：“党的八大之后，丛书《红旗飘飘》要给每个政治局常委都登一个小传，他始终不同意登他的传。”
鉴于陈云为党的事业所建立的丰功伟绩，为表达家乡人民对陈云深深的崇敬之情，向世人介绍陈云的几十年革命足迹，让后代牢记革命先辈的光辉业绩，继承和发扬老一代共产党人的光荣传统，上海市青浦县（现青浦区）和练塘镇于1990年决定在陈云旧居基础上建立“陈云同志革命历史陈列馆”。陈云得知后，专门带信给当地有关部门，要求不要搞个人的革命业绩陈列馆。他强调一切归功于党的正确领导，归功于革命人民的艰苦奋斗；离开了党、离开了群众，个人的能耐再大，也势必一事无成。最后，根据陈云的意见，青浦县和练塘镇将建成的陈列馆在展出内容和范围上进行了调整，改为陈列青浦县各个时代的所有革命先驱的斗争历史和业绩，并正式命名为“青浦县革命历史陈列馆”。不过，在陈云逝世后，家乡人还是建了陈云纪念馆。
中央领导人有什么重要活动，新华社一般都是要报道的。新华社高级记者李尚志说：“凡是党和国家的重大政治活动，如国庆、五一、七一等纪念活动，当然要发新闻。这类活动都有主持人、主讲人，他们都有预先准备好的发言稿或报告稿，这种消息一般都是好写的。而单个领导人活动的新闻就复杂一些，对这类活动的报道，记者有‘三怕’：其一，有些领导人活动时没有讲话稿或发言稿，全靠现场‘发挥’，讲起话来跳跃性很大。其二，临时更改。偶尔也有这种情况，原说不发消息，但活动完了，觉得活动得还可以，又决定要发消息，使记者措手不及。其三，委托审稿人。有的领导人自己不审定报道稿，而是委托秘书或有关行业的领导机关什么人审稿，有的秘书出于多多宣传自己首长的心理，或有的行业领导机关审稿人出于多多宣传本行业的想法，便在报道稿上添加内容，甚至领导人现场未讲的话也加上去一些，使新闻越来越长。这就使记者为难了：不同意吧，人家是受领导人委托审定稿件；服从吧，又怕被现场听众说记者‘瞎写’‘胡编’，搞‘客里空’。”
李尚志介绍说，他曾多次参加采访陈云的活动，却从未遇到过上述3种情况。陈云在活动结束后，凡要发消息的，都是把记者、秘书和有关同志叫到身边，亲自商量着修改报道稿，因此审稿总是及时、妥帖。他有个做法很值得称道：他的活动，参加什么会议也好，与什么人座谈、谈话也好，都是事前口授，让秘书给他先起草一份讲话稿，自己修改定稿后打印出来发给记者，而且明确规定：记者发稿时，引用他的话就以此稿为准，可以删减，但不能增加内容。
陈云“打印好的发言稿或谈话稿，都是言简意赅，文风很好”。有一次，他对李尚志说：“发新闻时，我的讲话稿别添、别改，添改了就不是我的意思了，当然你们可以删减，总不能满篇都是我的话。”他还说，这样做还有两个好处，“人老了，难免说话不利索；再说我讲的是上海口音，你们不容易听懂，这样可以省掉许多麻烦。”
陈云这样“发新闻”，除了表现出老一辈革命家的严谨作风外，也包含着照顾记者、尊重记者劳动的意思。所以，新闻界的同行们每每说起，都对他怀有深深的敬意。
谁吃请就让谁吃“闭门羹”
陈云一生清正廉洁，对自己要求很严，给自己立了个不收礼的规矩，并要求工作人员——凡是有人来送礼，必须向他报告，不得擅自收下，外宾送的礼品也一一上交。他说：“送礼是有求于我，收下后，决定事情必有偏差。”
一次，陈云在外地视察工作结束，乘火车回北京。当时，当地派来送行的两位同志告诉陈云的随行人员：“车厢后面有一个大柳条筐，是给首长的一点营养品，回去后好好给首长补补身体。”随行人员一听，急了：“首长是不收礼的，你们快把东西带回去。”
当地同志说：“首长在我们这里太辛苦了，找人谈话、开会、参观，工作很累，又不让提高伙食标准，而且他身体又弱，缺乏营养。筐里不过是两只老母鸡和一些青菜，请带回去给首长补养一下。”
怎么办呢？陈云身边的工作人员犯了难，陈云是一贯不收任何人送的礼物的，可请来人下车带回去吧，他们又说“这不是哪个人送的，是几位领导同志共同决定的。东西又不多，就请首长收下吧”。这样你推我让，谁也说服不了谁，于是工作人员只好向陈云请示汇报。
工作人员向陈云建议，既然东西已送上车了，再要他们带回去，面子上过不去，是否可以按市价把东西买下来。陈云听了，说：“不能开这个先例，有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以后就阻止不住了。还是请他们把东西带回去，要和他们说，他们的心意我领了，但东西我不能收。”当地同志听了这些，很有感触，下车时把东西带回去了。
1976年以后，一些老同志在陈云的关心下恢复了工作。为了表达感激之情，有一位老同志送来一纸箱葡萄，陈云坚决地说：“带回去。”经过反复推让，陈云才说：“那好，我尝5颗。”果真，他只摘了5颗葡萄，送友出门。
还有一次，一个大军区的两位领导来向陈云汇报工作，随身带来两盒当地产的葡萄。当他们汇报完起身告辞时，陈云让他们把葡萄带走，并说，我是中纪委书记，不能收你们的礼物。他们解释说，这值不了几个钱，算不上送礼，只是请您尝尝。陈云说，好吧，那我吃10颗，叫“十全十美”，剩下的你们带回去。
渐渐地，登门办事者均空手而来，再也不给陈云提东西送礼了。陈云开玩笑说：“如果主席、总理给我送礼，我就收，因为他俩没有求我的事儿。”
陈云不喜欢客套，讲究实在。平时去外地，他向来不准当地领导人迎送，也不让老朋友老部下到他家中做礼节性的拜访。用他的话说，叫做“不接不送”“不请不到”，他总说：“大家都挺忙的，走那形式干吗！”“没事别来，有事说事。如果电话中把事办了，就别跑腿了。”
1960年秋季的一个晚上，周恩来到陈云处谈工作。按过去的接待常规，工作人员要给客人冲上一杯热茶。但中央刚发了个文件，其主要精神是，接待客人不送茶，不敬酒；参加各种会议的人员自带茶、烟；到各地视察工作，不迎来送往；不请客，不送礼。那周总理来了送不送茶呢？当时在陈云办公室工作的杨乃智回忆说：“我们同陈云同志的卫士长商量了好大一会儿，最后商定还是给周总理送一杯茶上去，理由是总理来了不能与一般客人同等对待。”当卫士将茶水放在周恩来面前时，周恩来一看，立即严肃地批评说，你们不知道中央刚发了文件，接待客人不准送茶吗？周恩来拒绝喝茶，弄得卫士面红耳赤，手足无措，不知是将茶水拿下去好，还是放着好。周恩来谈完工作离开后，陈云将所有工作人员叫到他的办公室，严肃地问：党中央、国务院的文件你们学过没有？进而说：既然学过了，为什么不按文件规定执行呢？工作人员哑口无言，只好如实地将当时的想法讲了一遍。陈云听后语重心长地说：中央、国务院文件的规定，对中央领导和普通群众都一视同仁，不能有任何特殊化，不能在执行中任意打折扣。杨乃智说：“从陈云同志办公室出来后，我们立即开了一次会，大家都作了自我检讨，并规定了一条制度，每周要进行一次集体学习，学习和讨论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有关文件，以及按阅读范围可以学习的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要讲话，以提高大家的思想觉悟和政治素质。”
陈云自己不吃请，自己吃得也比较简单，这是他的习惯。但他并不“死板”，即使在那个斗争火药味比较浓烈的时代，对一些必要的人情，陈云认为还是应该要的，并不是凡事都“上纲上线”的。在20世纪50年代对资改造和“三反”“五反”搞得最轰轰烈烈的时候，有些干部怕与资本家交往，怕被腐蚀，杯弓蛇影，陈云对此指出，要有来往，要做工作，既不是被腐蚀，也不要把正常的交往“敌对化”。他曾讲过一个小故事，天津有一位女老板，看到公方代表开会回来忙得顾不上吃饭，给就他煮了一碗面条，公方代表绷紧了阶级斗争之弦，拍着桌子，吹胡子瞪眼睛说：“你腐蚀我吗？”陈云认为这样做也太不近人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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