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奕
迁居长驻，寻求“一楼之中的自由”
宋庆龄在重庆会见史迪威（资料图）
1941年12月10日，是宋庆龄第二次到重庆的日子。
此时，太平洋战争爆发刚3天，香港却已处于沦陷的前夜。九龙被轰炸当天，明知自己已上了日本人的黑名单，宋庆龄却处变不惊，在接到保盟工作人员贝特兰费尽周折打来的电话后，即向其口述了一份声明，并于次日在香港英文版的《南华早报》上发表。在此声明中，宋庆龄满怀愤怒地控诉了日军来自空中的大屠杀，呼吁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相互援助，与法西斯进行殊死战斗，直到夺取全面胜利。离港前她还表示，不论发生什么情况，保卫中国同盟的工作“一定要继续下去”。
来到重庆后，宋庆龄再次住进范庄。12月14日，她怀着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应邀出席了“陪都各届反侵略互援大会”，且向媒体表达了她对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政府迅即“向日、德、意侵略国正式宣战，甚感欣慰”的心情。
早在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之时，国共两党政治与军事矛盾加剧，这也导致宋氏姊妹间相处出现困局，宋庆龄时常处于因亲情与政治冲突的痛苦挣扎中。当时，宋庆龄被皖南惨案所震惊，为配合中共中央和中共南方局发动的政治军事反击，她迅即联合何香凝、柳亚子、彭泽民、陈友仁等人致函、致电蒋介石及国民党中央，强烈谴责其背信弃义之行径，要求撤销剿共部署，保障各种抗日党派的合法权益。与此同时，她又通过保盟机关刊物《新闻通讯》连续发表文章，以大量篇幅向全世界揭露皖南事变真相，严厉斥责蒋介石等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各种行为，要求其“必须绝对停止以武力攻击共产党，必须停止弹压共产党的行动”，并同时报道了中共提出的12条解决办法。宋庆龄此举极好地配合了中共在政治上的反击，使国民党顽固派在国际国内陷入被动境地。
但此举无疑得罪了蒋介石，之后宋子文也迫于压力提出辞去保盟会长一职，这让宋庆龄与保盟一度极为被动，进而导致她与手足间分歧的扩大。虽然，在生活方面他们仍互相关心帮助，但在政治上却渐行渐远。因此，居于大姐家的宋庆龄渐渐地感受到出入不方便，通讯不自由，工作无人手，且消息被封锁，行动受监视的反常情形。无奈之下，她有了另寻新址居住的打算。宋庆龄的困境引起了中共南方局的关注，周恩来在发给毛泽东和中央《关于对反共高潮的估计》的电文中就曾提到：“孙夫人住孔家不仅不能见客，连其住屋内都借口房子不够有人同住监视，每每群众集会，故意推夫人为主席团，但不通知本人，企图使群众失望。”由此可见当时宋庆龄执意搬家背后的真实情形。
3月中下旬，宋子文通过努力，为宋庆龄争取到外交部租用的一处新建楼房（今渝中区两路口新村3号），使之总算有了“一楼之中的自由”。此后，这处环境优雅的西洋式庭院，不仅成为宋庆龄的日常生活、会客接待之所在，也成为保卫中国同盟中央的实际办公地。
当年，宋庆龄作为孙中山的遗孀，既在国民心中享有崇高威望，也在国际社会有广泛影响。然而，当她公开揭露和反对蒋介石政权的独裁、内战政策时，其政治活动空间必然会遭受阻碍和压制。她在重庆的4年里，来自国民党当局的冷遇、刁难和监视一直不曾停歇，日常活动无时无刻不在别人的监视下，一举一动都被列入《情报辑要》送至蒋介石过目。1944年2月14日，美国外交官谢伟思在给美国国务院的报告中曾这样描述：“美国一些救济团体邀请孙夫人访美，蒋介石不予批准。”“我不能不得出这种印象：孙夫人目前的处境非常艰难，她比以前更像一个囚犯。”美国史学家费正清在其回忆录中也曾记述，当年宋庆龄受到国民党诸多限制，“甚至她想离开重庆到中国别处去换换空气也不行，更不用说到国外去了”。
但是，这一切并没有吓倒宋庆龄。面对十分艰难、复杂和险恶的环境，她善于以“花朵”般的温婉美丽团结友人，以“雄狮”般的刚毅坚忍反击敌手，并能敏锐洞悉和抓住各种机会，巧妙营造与运用各种条件，最大限度地争取社会各界和国际社会的同情支持，卓有成效地开展多方面工作，竭力突破国民党予以的种种刁难和限制，从而为维护国共合作大局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推荐阅读
 |  |
| 相关专题 |
| · 期刊选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