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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朵与雄狮:宋庆龄在重庆的那些日子【2】

简奕

2015年12月02日08:37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迁居长驻,寻求“一楼之中的自由”

宋庆龄在重庆会见史迪威(资料图)

1941年12月10日,是宋庆龄第二次到重庆的日子。

此时,太平洋战争爆发刚3天,香港却已处于沦陷的前夜。九龙被轰炸当天,明知自己已上了日本人的黑名单,宋庆龄却处变不惊,在接到保盟工作人员贝特兰费尽周折打来的电话后,即向其口述了一份声明,并于次日在香港英文版的《南华早报》上发表。在此声明中,宋庆龄满怀愤怒地控诉了日军来自空中的大屠杀,呼吁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相互援助,与法西斯进行殊死战斗,直到夺取全面胜利。离港前她还表示,不论发生什么情况,保卫中国同盟的工作“一定要继续下去”。

来到重庆后,宋庆龄再次住进范庄。12月14日,她怀着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应邀出席了“陪都各届反侵略互援大会”,且向媒体表达了她对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政府迅即“向日、德、意侵略国正式宣战,甚感欣慰”的心情。

早在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之时,国共两党政治与军事矛盾加剧,这也导致宋氏姊妹间相处出现困局,宋庆龄时常处于因亲情与政治冲突的痛苦挣扎中。当时,宋庆龄被皖南惨案所震惊,为配合中共中央和中共南方局发动的政治军事反击,她迅即联合何香凝、柳亚子、彭泽民、陈友仁等人致函、致电蒋介石及国民党中央,强烈谴责其背信弃义之行径,要求撤销剿共部署,保障各种抗日党派的合法权益。与此同时,她又通过保盟机关刊物《新闻通讯》连续发表文章,以大量篇幅向全世界揭露皖南事变真相,严厉斥责蒋介石等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各种行为,要求其“必须绝对停止以武力攻击共产党,必须停止弹压共产党的行动”,并同时报道了中共提出的12条解决办法。宋庆龄此举极好地配合了中共在政治上的反击,使国民党顽固派在国际国内陷入被动境地。

但此举无疑得罪了蒋介石,之后宋子文也迫于压力提出辞去保盟会长一职,这让宋庆龄与保盟一度极为被动,进而导致她与手足间分歧的扩大。虽然,在生活方面他们仍互相关心帮助,但在政治上却渐行渐远。因此,居于大姐家的宋庆龄渐渐地感受到出入不方便,通讯不自由,工作无人手,且消息被封锁,行动受监视的反常情形。无奈之下,她有了另寻新址居住的打算。宋庆龄的困境引起了中共南方局的关注,周恩来在发给毛泽东和中央《关于对反共高潮的估计》的电文中就曾提到:“孙夫人住孔家不仅不能见客,连其住屋内都借口房子不够有人同住监视,每每群众集会,故意推夫人为主席团,但不通知本人,企图使群众失望。”由此可见当时宋庆龄执意搬家背后的真实情形。

3月中下旬,宋子文通过努力,为宋庆龄争取到外交部租用的一处新建楼房(今渝中区两路口新村3号),使之总算有了“一楼之中的自由”。此后,这处环境优雅的西洋式庭院,不仅成为宋庆龄的日常生活、会客接待之所在,也成为保卫中国同盟中央的实际办公地。

当年,宋庆龄作为孙中山的遗孀,既在国民心中享有崇高威望,也在国际社会有广泛影响。然而,当她公开揭露和反对蒋介石政权的独裁、内战政策时,其政治活动空间必然会遭受阻碍和压制。她在重庆的4年里,来自国民党当局的冷遇、刁难和监视一直不曾停歇,日常活动无时无刻不在别人的监视下,一举一动都被列入《情报辑要》送至蒋介石过目。1944年2月14日,美国外交官谢伟思在给美国国务院的报告中曾这样描述:“美国一些救济团体邀请孙夫人访美,蒋介石不予批准。”“我不能不得出这种印象:孙夫人目前的处境非常艰难,她比以前更像一个囚犯。”美国史学家费正清在其回忆录中也曾记述,当年宋庆龄受到国民党诸多限制,“甚至她想离开重庆到中国别处去换换空气也不行,更不用说到国外去了”。

但是,这一切并没有吓倒宋庆龄。面对十分艰难、复杂和险恶的环境,她善于以“花朵”般的温婉美丽团结友人,以“雄狮”般的刚毅坚忍反击敌手,并能敏锐洞悉和抓住各种机会,巧妙营造与运用各种条件,最大限度地争取社会各界和国际社会的同情支持,卓有成效地开展多方面工作,竭力突破国民党予以的种种刁难和限制,从而为维护国共合作大局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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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张玉、赵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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