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奕
成立工合，曾被誉为“经济国防线”
1939年春，宋庆龄与路易·艾黎、埃德加·斯诺、陈翰笙等人在香港成立了工业合作国际促进委员会（简称工合）。工合成为宋庆龄争取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战支持的另一重要平台。
工合成立后，宋庆龄即把“促进工合运动的发展，更有效地争取国际对中国抗战的援助，并将国外的援助用到最需要的地方”作为目标。在宋庆龄的感召下，此活动很快得到国际友人、海外华侨的广泛响应。正如路易·艾黎所说：“外国朋友看到宋庆龄的名字就认为可靠”，由此，美、英、加、澳、新等国纷纷成立工合运动推进委员会，迅速开展了资金、物资等募集活动，且通过不同途径及时将募集到的资金物资输送到中国。工合运动的开展，确实在一定程度上为国内处于困境中的民众、军队解决了燃眉之急，为其生产自救和坚持抗战发挥了后援保障作用，曾被誉为“经济国防线”。1939年10月10日，叶挺就曾专门致信宋庆龄，感谢工合对物资极度贫乏的新四军雪中送炭，赞誉工合的帮助是重要的，“难民参加了生产，得到了救济”，“使自给自足情况能够实现”。
正是在具有崇高威望的宋庆龄强有力的领导下，保盟、工合等机构的募捐、慈善活动才得以顺利开展，大量的多种形式的国际援助才能从五湖四海汇集而来，成为中华民族持久抗战的重要物质与精神支撑之一。它们对于抗战中国的支持之大，就是一贯谦逊的宋庆龄也不无自豪地宣称，这种支持“不亚于以飞机坦克和枪支的支援”。在此过程中，来自国际社会的援助既是持续的也是相当庞大的。仅以美国为例：从1941年至1946年8月底，美国援华联合会通过保盟提供给中国的各项援助救济款项就达159万美元，4.4亿元法币。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资助除有指定对象外，绝大部分都在宋庆龄的巧妙安排下被送到敌后抗日根据地，极大地帮助了中共的敌后抗战事业。据不完全统计，从1938年至1948年，由保盟支持下在抗日根据地创办的国际和平医院，就形成了由8个中心医院，42个分院，一万多个床位，几十个巡回医疗队组成的巨大医疗网，为拥有1.4亿人口的军民提供了医疗服务。1946年，从重庆回到延安的周恩来在写给宋庆龄的信中，就曾对其抗战以来为敌后根据地的援助给予了高度赞扬。他说：“感谢您为解放区人民所做的工作。……不仅解放区，全中国人民都会感到骄傲，因为有您这样一个永远为人民服务的领导者。”
在重庆期间，对国内受灾地区和特殊人群的救济，也是宋庆龄和保盟等关注的重点。当时，她与各国驻华大使和国内知名人士一道，发起组织过各类规模的赈灾救济义赛、义演、义卖活动，譬如：赈济河南灾区的国际足球义赛，援助湖南灾区的书画义卖，中、美、英、苏音乐家救助贫困作家的同台义演等，通过这一系列活动，既募集到可观款项，又产生了巨大政治影响力。
在争取国际援助的过程中，宋庆龄始终坚持中国抗战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援助中国就是援助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理念，强调反法西斯斗争中中国的形势与国际社会休戚相关。她一再向海外友人昭示：中国是“世界各国人民反法西斯侵略和反对黑暗的伟大斗争发展为公开战争的战场之一”，“在抗日前线的中国军队和人民的武装部队……担当着远东反法西斯战争前卫”。为此，她反对把任何国际援助当作对中国人民的“恩赐”，“或用来作为政治影响的武器”，而是把外国团体和个人对中国抗战的援助，纳入应尽的国际义务的范畴，从而突破了救济工作传统的不平等的施舍含义，赋予了救济工作全新的时代内涵和国际政治意义。正如她在1943年9月18日《给中国在海外的朋友们的公开信》里所指出的：“中国救济事业，作为积极的、民主的活动，就是要按照平等按照比例的原则对所有抗日的人予以援助。”“所以我们今天说的还是5年前说的话。救济只是反法西斯的救济。救济只是争取民主的胜利。只有这样办，才能帮助中国人民并帮助你们自己。”
转眼间，宋庆龄在重庆度过了4个春秋。在人们眼中，她既是美丽柔和的“花朵”，更是无所畏惧的“雄狮”，在现实斗争中尽显其从容、博爱和刚毅、智慧，从而始终得到人们的崇敬与爱戴。1945年9月9日，毛泽东、周恩来在重庆会见宋庆龄时，热诚赞誉她忠诚不渝，信守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对她为中国人民抗战事业做出的无私奉献表达了衷心感谢，对她不计个人安危，献身国家民族的高贵革命气节表示了由衷敬意。
（作者单位：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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