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奕
抗日战争时期，宋庆龄曾两赴战时首都重庆，第一次为短期考察，第二次是迁居长驻，总共在渝生活了4年，直至抗战胜利3个月后才离开。当年，宋庆龄之于国人，既是一位充满魅力的女性，更是一位伟大的斗士。正如法国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罗曼·罗兰所赞誉：“宋庆龄不仅仅是一朵香满全球的鲜艳花朵，更是一头名副其实的力图冲破一切罗网的雄狮。”
而花朵与雄狮，正是宋庆龄在重庆留给人们最为深刻的印象。
宋庆龄（右一）和宋美龄（右二）、宋霭龄（右三）步出重庆中苏文化协会（资料图）
初赴山城，逆流中的团结之旅
宋庆龄第一次到重庆，是在1940年的春天。
应小妹宋美龄之邀，宋庆龄与大姐宋霭龄自香港飞抵重庆，这座城市因她出人预料地到来而轰动，国民政府和社会各界也予以她高规格地接待和热忱欢迎。自此以后，宋氏三姊妹频繁联袂亮相，不仅成为战时首都的一道亮丽风景，更成为中国团结抗战的一种政治象征。从3月31日至5月9日的40余天里，她都居于孔祥熙和宋霭龄在上清寺范庄的寓所中，与姊妹们共享难得的家庭氛围。
宋庆龄赴重庆之时，正值日本以实施所谓“桐工作”加紧分化诱降重庆国民政府之际。3月29日，在日本的一手操纵下，汉奸汪精卫在南京拼凑出刺刀下的“国民政府”，自任“行政院院长、代理政府主席”，且公然宣称对在重庆的林森“虚席以待”。与之呼应，日本一方面利用电台、报纸拼命宣传中国即将内战、分裂的谣言；一方面又于5月发动宜昌会战，并派飞机对重庆实施无差别轰炸，企图以政治诱降和军事进攻的手段来动摇和摧毁中国军民抗战的意志，达到迫使重庆国民政府妥协“入伙”之目的。
正是在此背景下，为回应日本和汪伪集团的政治阴谋，宋庆龄在汪精卫“登基”的两天后，欣然接受宋美龄之邀赴渝，决心用“造成一个真实的家庭团圆”，来公开表达宋氏姐妹捐弃前嫌、团结抗战的意志，以激励国民共同奋斗。抵达重庆后，宋庆龄即在国民党中央党部举行的欢迎茶会上发表讲话，重申“国父”孙中山遗教，痛斥汪逆“不知羞耻，投靠敌人，妄组伪府”之汉奸行径，激励国民“吾人首当坚定信念，然后能精诚团结，共救危亡”。
自1927年后的10年时间里，由于彼此政治立场不同，宋庆龄一直游离于国民党政权核心和家族圈子之外，宋氏三姊妹私下鲜有接触，更少见出席公共场合的活动。直到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在民族生死存亡之际，宋氏三姊妹都感到有抛弃分歧、团结御辱的历史责任，姊妹关系在共赴国难的大目标下得以逐步缓和，重拾久违的骨肉亲情。为此，宋庆龄不无自豪地告诉美国老友阿莉：“我们全家都在为抗战而工作。”因此，此次宋氏三姊妹的和解之举，不仅受到广大国民的欢迎，也成为国内外媒体关注的焦点，媒体纷纷赞誉“孙夫人此次到重庆，无论任务有无或大小，都是团结的有力象征”。
抵达重庆后，宋庆龄多次与宋霭龄、宋美龄一起出现在公众面前。她们携手到市郊巡视被日机轰炸的残迹、防空设施，视察工厂、学校、医院、保育院，慰问伤病员和难童，送去她们的关爱与问候……三姊妹所到之处，人们都深受鼓舞，倍受激励。4月18日上午7点，应重庆中央广播电台和国际广播电台的邀请，宋庆龄与宋霭龄、宋美龄共同走进播音室，通过美国NBC电台向全美民众发表演讲，以饱含激情的语言表达中国抗战必胜的坚定决心，向国际社会发出最强有力的援助呼吁。
当时，国民党出于政治和宣传上需要，对宋庆龄在重庆的活动予以高度重视。3月21日，国民党中常会便决定尊称孙中山为“国父”，以至宋庆龄此行得到了“国母”级厚遇。在重庆期间，一向不习惯“在公众之前出头露面”的宋庆龄，一反常态地“克服羞怯”，站在人前甘愿充当“展品”。宋庆龄以此向外界表明，尽管汪精卫已卖国投敌，但宋氏三姊妹及国民党仍能团结一致，且有带领国民坚持抗战到底之决心。当然，在顾全大局的前提下，宋庆龄也保持着警惕，以防止国民党“试图把她留在重庆并用恭维谄媚的方法使她不再说话”。正因为此，身在重庆的宋庆龄并没有忘记对她来说“更有益的工作”。4月15日，她以保卫中国同盟（简称保盟）主席身份，联合保盟会长宋子文联名发表了《致国外朋友们》，强烈呼吁国际社会关注中国战事，谴责日军暴行，援助中国抗战。
40余天的时间里，宋庆龄既目睹“敌机轰炸惨状及被困同胞之流离”，复又见大后方民众在敌机轰炸中抗战信念坚定，日常工作生产维持社会管理运作的“努力精神”，对这座战乱中屹立的光荣之城的敬重之情已悄然驻进她的心中。5月9日晚，宋庆龄与宋霭龄一同乘机离开重庆飞往香港。20日，她在香港发表《渝行观感——自返港后对中外记者的谈话》，深深感佩于重庆及大后方“最大多数之人民，对抗战信念甚为坚定”，严正指出 “日寇汪逆宣传国内分裂在即，只能说是他们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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