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与博古分道扬镳
1932年冬，在白色恐怖包围之下，临时中央已无法在上海立足，因而决定迁往中央苏区。为了便于领导，博古主持召开了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的合并会议，成立了新的“中共中央局”，博古任中央局书记，张闻天则当选常委兼宣传部部长、党报委员会书记。
此时，中央革命根据地军民已经粉碎了国民党军三次“围剿”，正面临国民党军的第四次“围剿”。当时的中央领导人极为狂热，竟提出“创造一百万铁的红军”、“借二十万担谷子”等过高过急的任务，并发动了反“罗明路线”斗争。
张闻天初到苏区，对周围情况尚不熟悉，依然在“左”倾错误的阴影下徘徊，不仅发表文章指责“罗明路线”，而且以中央局代表的身份，先后赴福建汀州和江西会昌、寻乌、安远等地 ，直接领导这些地方开展反“罗明路线”的斗争。
第四次反“围剿”胜利后，中央苏区得到半年时间相对稳定的发展，这时张闻天转向政府工作，对基层实际情况有了较多的接触与了解，逐渐觉察出以往“左”的错误，并注意在以后的工作中克服“左”的影响，对经济、政治、文化宣传、教育，以及党的建设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正确的理论和符合实际的方针、政策。在这一过程中，张闻天与博古不断产生分歧与摩擦，这是赴苏区之前两人都不曾想到的。
张闻天与博古早在1925年暑假便已经相识，那时张闻天到苏州乐益女中任教并在苏州开展地下党工作，曾到苏州高等工业专门学校进行讲演，而博古正是苏州高等工业专门学校学生中的先进人物。在苏高工，两人相识，但没有深入的交谈。
同年10月，张闻天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次年年底，博古也来到中山大学。在中山大学，张闻天以学识渊博而著称，博古以能言善辩而闻名，在“党务派”与“教务派”之争中，他们都站在“党务派”一边，都是米夫与王明的忠实追随者，亦同是“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成员。
1930年，博古回国，在反对“立三路线”中，他与王明紧密配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之后，王明进入了中央领导核心，博古出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因为他们的支持，张闻天回国后很快出任了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
王明成为中共中央实际掌权人后，实行“左”倾冒险主义政策，致使白区党组织和革命力量遭到严重破坏，大批党员群众被捕被杀。对于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和教条主义，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张闻天同博古一样，是坚定不移的执行者。
而在张闻天觉察到“左”倾路线的危险性后，博古仍旧坚定地服从王明和共产国际，两人产生分歧便在所难免。而首次发生冲突，是对“共同抗日三条件”的理解，亦即关于统一战线策略变化的认识，两人大相径庭。
1933年3月，日军占领热河，接着在夺取古北口、喜峰口、界岭口、冷口等关隘后，大举入关，又占领了河北滦河以东的大片地区，直接威胁到了平津地区的安全。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扩大侵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名义发表宣言，提出在立即停止进攻苏区、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武装民众三个条件下，中国共产党愿与任何武装部队订立共同对日作战协定。
对此，博古从开展下层统一战线和打击中间力量的固定公式出发，认为“共同抗日三条件宣言”只是对群众、对士兵说的，或者至多是对下级军官说的。至于上级军官，他们决不会接受中共的条件，共产党绝不会去同他们谈什么条件，同他们订立什么共同对日作战的协定。总之，“三条件”不过是个宣传口号，是用来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造谣污蔑的。
但张闻天认为：“三条件是宣传的口号，也是行动的号召”，不仅是对广大工农群众和下层士兵讲的，“也是对上层军官说的”。尤其经过淞沪抗战，他对国民党官兵的抗日热情有了新的认识。围绕如何理解“共同抗日三条件宣言”，张闻天与博古进行了激烈争论，但博古最终没有接受张闻天的意见。
随后，在对资本主义经济的认识与政策方面，张闻天与博古有着不同的主张。
1933年4月15日，博古发表《论目前阶段上苏维埃政权的经济政策》第一、二部分，重复了王明的观点，认为目前中国革命不但要“反对封建残余，反对军阀制度，反对帝国主义者，而且同时要进行反对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无情的斗争”。认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也是工农民主专政“无情斗争”的目标，主张对资本主义“系统限制”。
对此，张闻天在《五一节与〈劳动法〉执行的检阅》、《论苏维埃经济发展的前途》、《苏维埃政权下的阶级斗争》等文章中，提出利用私人资本发展苏维埃经济的观点，主张容许资本主义发展，采取利用、限制、竞争、斗争的政策，与博古的观点大相径庭。
随后，博古在6月25日发表的《论目前阶段上苏维埃政权的经济政策》第三部分中，不点名地批评了张闻天的观点。两人你来我往，矛盾不断升级。
在军事上，张闻天的主张与博古态度也逐步产生分歧。
福建事变爆发之时，正是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受到挫败之际，福建事变的爆发，使国民党军队对中央苏区的包围圈出现了一个缺口。
如果红军与十九路军联合起来对付蒋介石，势必为第五次反“围剿”提供胜利保障。也正因为这样，蒋介石迅速改变计划，从“围剿”前线抽掉九个师，入闽讨伐十九路军。这就使得“围剿”前线兵力减弱，为红军粉碎第五次“围剿”提供一个绝妙的机会。
但博古等人没有抓住这个机会，他们忠实地执行共产国际驻上海军事代表团的指示，不仅不与十九路军配合，侧击向延平推进的“讨逆军”，反而将红军主力西调，撤出闽赣边界，向赣江方向活动，去攻击永丰地域敌人的堡垒，企图越过赣江，进逼南昌。
张闻天获悉红军西调以后，立刻提出反对意见，主张红军东调援助十九路军。他反复强调，只有在军事上与十九路军直接配合，才有可能粉碎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然而，当中革军委最终采纳张闻天的建议时，已经为时过晚，蒋介石的“讨逆军”已经进入福建腹地，“侧击”之机早已丧失，只能变为“尾随”了。1934年1月13日，福建人民政府宣告解体。
张闻天与博古的冲突由暗到明，则是在广昌战役失败之后。
广昌是中央根据地的北大门，坐落在盱江北岸。蒋介石在打败十九路军之后，调集11个师的兵力，自盱江两岸夹江南下，于4月初向广昌大举进攻。面对技术、装备都远在我军之上的敌军，张闻天与毛泽东坚决反对组织广昌战役。博古与李德却决心保卫广昌，与敌人“决战”。他们调集九个师的兵力，采取堡垒对堡垒，集中对集中的阵地战与“短促突击”的战术，决定死守广昌，“拒敌于国门之外”。
自4月10日至28日，红军主力浴血奋战18天，尽管杀伤了大量敌人，但红军也损失惨重，广昌保卫战最终宣告失败，红军于28日撤出广昌。
在5月上旬中革军委举行的一次会议上，张闻天对博古、李德提出严厉批评，他说：“广昌战斗中与敌人死拼是不对的，这是一种拼消耗的打法，使红军主力遭受了不应有的巨大损失。”
博古当即反唇相讥，给张闻天扣上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称张闻天这种批评是普列汉诺夫反对1905年俄国工人武装暴动那样的机会主义思想。面对博古的蛮横态度，一向温文尔雅的张闻天忍无可忍，当即予以批驳，他说：
“博古同志说我是普列汉诺夫，是机会主义，这是污蔑！我坚持，广昌战斗同敌人死拼是不对的！”同时，张闻天批评博古不应过于信任李德，“我们中国的事情不能完全依靠李德，自己要有点主心骨！”
两人互不相让，在会上争得面红耳赤，最终不欢而散。至此，张闻天已完全走向博古的对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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