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被贬黜出权力核心
张闻天担任中共中央总负责人后，坚定地支持了毛泽东的军事路线。毛泽东在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也由遵义会议后的“军事上的帮助者”，到重占遵义后的“前敌总指挥”，到重新建立的“三人军事小组”，在张闻天的配合与支持下，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一步步得到巩固。
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张闻天又与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坚定地站在一起，与张国焘“另立中央”的分裂主义错误进行了严肃斗争，直到1936年6月，张国焘宣布取消“第二中央”，张闻天为维护党内团结、保证长征的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
随着全面抗战的爆发，1937年8月22日，洛川会议召开，张闻天做了发言，表示赞同毛泽东报告中阐述的在统一战线中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在敌后放手发动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等重要思想，并三次论及“持久战”战略方针。
不久王明自苏联回国，在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中，批评了洛川会议过分强调独立自主的思想。会上，张闻天承认了过去有某些错误，但明确肯定瓦窑堡会议到洛川会议统一战线方针基本上是正确的。他坚定地站在毛泽东一边，对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进行坚决斗争，使之未能造成全局性重大错误，对全党贯彻正确的抗战路线起到了有力的保障。
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召开之前，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负责人王稼祥自苏联回国，在1938年9月中下旬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传达了共产国际执委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的指示：
“应该承认毛泽东同志是中国革命实际斗争中产生出来的领袖，请告诉王明，不要竞争了！”
此话虽是针对王明说的，但张闻天也确实认为“毛泽东同志是中国革命实际斗争中产生出来的领袖”，正如毛泽东所说，“洛甫这个同志是不争权的”，因此，张闻天在得知共产国际指示后，立即做好了移交权力的准备。
9月29日，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桥儿沟召开，张闻天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首先推举毛泽东为中央总书记，陈云等也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提议毛泽东任总书记。但毛泽东认为，目前尚不是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坚持让张闻天继续担当这一职务，他几次对张闻天说：“洛甫，你是‘明君’，——开明之君，党中央总书记继续由你担任吧。”
张闻天十分清楚，由毛泽东担任总书记是迟早的事。而他历来尊重毛泽东的意见，既然毛泽东认为现在移交还不是时候，他也就没有坚持自己的意见。但是在会后，他开始为毛泽东担任总书记做准备，主动将工作转移给毛泽东，将政治局会议召开地点也转到杨家岭毛泽东的住处。虽然此后一段时间内的会议仍由张闻天主持召开，但一切重大问题全部交由毛泽东定夺。
工作移交后，张闻天的工作由全局转向局部，最高负责党的理论建设、干部教育、文化宣传等。这一期间，他主编《解放》、《共产党人》等刊，并撰写大量论文，阐发、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共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他撰写的《论青年修养》、《论待人接物问题》、《略谈党与非党员群众的关系》、《提倡朴素与切实的工作作风》等论思想品德修养和党性锻炼的文章，教育了延安和全国各地刚刚走入革命队伍的大批同志。他还亲自指导和组织力量，出版了英、俄、法三种文字《中国通讯》，以开展国际宣传。
虽然这一阶段张闻天将权力移交给了毛泽东，他的工作重点也转移到宣传教育方面，但他在党内负总责的具体工作是逐步移交的，即使最高职责移交后，中央秘书处也一直由他负责，而党内外一些具体问题、若干重要的实际工作，仍然是由他过问和处理的。
因此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内，对于全党的工作和有全局影响的事情，张闻天一直关注并发挥着作用，他在党内仍然是有威望、有影响的领导人之一。
1941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做《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标志着延安整风运动的开始；在9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把中共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前，即1931年至1934年间党的领导人所犯错误定性为“左”倾路线错误，认为这次错误路线比“立三路线”的“左”倾“形态更完备，统治时间更长久，结果更悲惨。”这是因为他们自称为“国际路线”，穿上马克思主义的外衣，其实是假马克思主义。
听了毛泽东的报告，作为当时的中共中央领导人之一，张闻天深知自己难辞其咎，他在当天的会议上第一个做出检讨，无情地剖析自己，并请求辞职，同时提出“补课”。
此后，他不再担任中央书记处会议召集人和中央宣传部部长的职务。在1942年整风运动全面开始后，张闻天受到了批判，他的政治地位与威望急剧下降，就连他那篇在党内外产生广泛影响的《论待人接物问题》也被说成不讲阶级观点，遵义会议上他支持毛泽东的功绩被抹杀，在“鸡鸣三省”首先提出确立毛泽东领导地位的功绩再也无人提及。
在1942年1月至1943年5月，他因“缺乏实际经验”下农村补课，到陕北神府、绥德、米脂和晋西北的兴县等地几十个村庄近一年半，进行实地调查。
1943年3月，张闻天正在绥德调查的时候，接到中央电报通知，即返回延安，参加3月中旬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这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调整后的中央机构和人事安排为：
中央政治局主席：毛泽东
中央书记处书记：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
《决议》指出：中共中央书记处是政治局处理日常工作的办事机关，在政治局方针下“有权处理和决定一切日常性质的问题”，“组织上服从政治局”决定；书记处所讨论的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
会议之后，张闻天正式离开了中央书记处，从此离开了中共中央核心领导层。抗战胜利后，张闻天主动要求到东北做地方工作。在四年多时间里，他先后出任牡丹江地区中共中央北满分局代表、合江省委书记、中共中央东北局常委兼组织部部长、东北财经委员会副主任、辽东省委书记等职务，将大量心血投入到东北根据地的建设中，为建设东北的大后方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张闻天的工作转入外交战线，1950年1月19日，中共中央任命他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联合国首席代表。然而，由于美国等国家对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百般阻挠，驻联合国代表团最终未能成行。1951年2月，周恩来征求张闻天的意见，在中央将设置的对外工作指导委员会与驻苏联大使中做出选择，张闻天选择了后者。
对于曾任中共中央总负责、时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张闻天来说，出任副部长级的驻苏大使，很多人觉得不可思议；也有人认为，张闻天领导东北地区经济建设成绩卓著，让他出任驻苏大使是大材小用。但他们不知道，这正是张闻天自己出于不争权的选择。凡是有选择机会的时候，他总是越来越远地选择远离毛泽东，赴陕北农村调查是第一次；赴东北做地方工作是第二次；任苏联大使是第三次。
4月15日，张闻天飞抵离开了20年的莫斯科，接替王稼祥，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特命全权大使，一直到1954年底回国，张闻天在驻苏联大使的职位上工作了四年。回国后，张闻天出任外交部第一副部长，先后协助外长周恩来和陈毅工作，奋斗在新中国外交战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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