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成为中共最高领导人
就在张闻天与博古逐步对立的过程中，张闻天与毛泽东之间逐步建立起信任与合作的关系。
早在五四时期，张闻天便已听说过毛泽东，也阅读过《湘江评论》。1919年12月张闻天加入“少年中国学会”后，毛泽东于次年1月也加入这个青年进步组织，在《少年中国》第1卷第8期上，他们都看到了彼此入会的信息。但毛泽东对这个组织的活动并不热心，张闻天后来又三度出国留学，两人在20世纪20年代素未谋面，只是在随后的《少年中国》中看到对方的行踪和事迹。
张闻天于1931年2月从莫斯科回国后，在上海参加党组织工作，此时便经常听到在中央苏区的毛泽东的消息，那时的苏区中央局以及临时中央政治局对毛泽东是排斥的，受其影响，张闻天对毛泽东的态度也是如此。在1932年10月上旬，中央苏区中央局在宁都会议上做出决定：毛泽东同志回后方负责中央政府工作。
直到1933年初，张闻天来到中央苏区，才真正接触毛泽东，尤其是张闻天分管政府工作后，与毛泽东接触机会增多，对他有了逐步的了解。
在1934年1月召开的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张闻天被补选为中央委员，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又称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书记、中央党报委员会主任。在随后举行的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张闻天取代毛泽东，当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委会人民委员会主席，毛泽东继续当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
单从表面上看，张闻天在党内的职位似乎没有什么变化，实际担负的工作似乎也得到一定的重用，但这个实际工作的变动，对身处党内高层矛盾旋涡中的张闻天，是一种巧妙的“排挤”。后来张闻天在延安整风中回顾这段历史时写道：
“派我担任人民委员会工作，对于李德、博古同志说来，是‘一箭双雕’的妙计。一方面可以把我从党中央排挤出去，另一方面又可以把毛泽东同志从苏区中央政府排挤出去。”
尽管如此，张闻天在实际行动中自然会服从中央的决定。从2月开始，他将办公地点和住所，从中共中央所在地观音山迁至下肖区沙洲坝，住在与毛泽东相邻的院子里，办公也同在一处。
在共同的工作中，张闻天对毛泽东有了越来越多的了解，对毛泽东也越发敬重，在一些重要问题上，比如执行“共同抗日三条件宣言”、同十九路军签订协定和支持、援助福建人民政府等策略上，张闻天与毛泽东的观点完全一致。
广昌战役失败后，张闻天与毛泽东都住在云石山上的“云山古寺”中，此时，张闻天因受排挤心中有些怨气，加上前线红军失利的消息不断传来，更是急躁不已。在住处前的黄槲树下，张闻天向毛泽东诉说了心中的不快，两人互敞心扉，坦诚交谈，在很多问题上达成了共识。
也就在这一段时间里，张闻天在《红色中华》上发表社论《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从理论上对红军战略大转移做出解释，明确指出中国革命战争是长期战争，不是几年之内可以完全胜利的，并在实际上否定了“左”倾军事路线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退却中的逃跑主义，提出并阐述了灵活运用各种斗争方式，如退却、缩短战线、转移地区等，以保存有生力量，夺取最后胜利的观点。
张闻天的这篇社论，鼓舞了红军进行长征的士气，为长征的精神准备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意味着张闻天的思想高度进入一个新的层面，而他提出的关于红军转移的若干战略思想，与毛泽东的观点基本一致。
10月10日，中央红军开始了战略大转移，张闻天与毛泽东、王稼祥一起从瑞金的梅坑出发，突围西征。他们一起行军、一起宿营，吃住在一起，被称作“中央队三人团”。当时毛泽东和王稼祥一病一伤，坐担架行军，张闻天身体没什么问题，基本骑马行军。由于博古、李德等人忙着指挥部队，没有时间顾及他们，给三个人交往、交流、交换意见提供了机会。
12月20日，中共中央负责人所在的军委纵队抵达黄平，张闻天和王稼祥在一片桔林中休息时，自然而然地谈起了红军的前途，王稼祥忧心忡忡地问：
“红军的最终目标在哪里呢？”
“还没有一个确定的目标，”张闻天叹了口气说，“照这样打下去也不是办法，还是要毛泽东同志出来负责才行。毛泽东同志打仗有办法，比我们都有办法。”
此时，张闻天已经开始考虑变换军事领导人的问题。王稼祥将张闻天的想法告诉了彭德怀，又告诉了毛泽东，消息在刘伯承等将领中传开，大家均表示赞成。
正如后来周恩来回忆所说：“从湘桂黔交界处，毛主席、稼祥、洛甫即批评军事路线，一路开会争论。从老山界到黎平，在黎平争论尤其激烈。”
1935年1月7日，红军占领遵义城。9日，张闻天随军委纵队进驻遵义，和毛泽东、王稼祥住在遵义新城古寺巷的一幢两层花园洋房里。那是国民党旅长易少荃的私宅，小楼四周砌有高高的灰砖墙。毛泽东与王稼祥住在楼上，张闻天住在楼下。三人住在一起，为讨论如何开好遵义会议，提供了便利条件。
1月15日到17日，政治局委员和军事领导人20余人在遵义老城子尹路80号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
这次会议议题是对第五次反“围剿”和红军长征初期进行总结，博古主持会议并做了报告，周恩来做了副报告。之后，张闻天起身发言，他手举一份提纲，侃侃而谈，细数第五次反“围剿”中和红军长征初期种种错误的军事领导，彻底否定了单纯防御军事路线。
这份提纲，乃“中央队三人团”的集体结晶，其中以毛泽东的观点为主导，但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人民委员会主席、在遵义会议参会者中党内地位仅次于博古的张闻天讲出来，其分量不言而喻。
这次会议撤销了李德的军权，但博古仍是党的一把手，周恩来是“最高军事首长”、“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会议最后决定，选举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指定张闻天起草决议，常委分工再次做出调整。此时，中共中央总负责人虽然没有变换，但博古已经无力领导中央工作。
1935年1月19日，中央红军自遵义地区北上，向土城方向前进。2月5日晚上，在云贵川三省交界处名叫“鸡鸣三省”的村子里，张闻天对毛泽东说：
“博古在遵义会议中受到大家的批判，思想上并没有想通，还有抵触情绪，恐怕再领导下去会有很多困难，大家也会不服气。”
毛泽东点点头，表示同意，随即说：
“这个事情要与周恩来还有其他政治局常委交换意见，才能做决定。”
当天，毛泽东找到周恩来，说明张闻天的意见。周恩来没有提出异议，遵义会议以后，博古的领导工作已明显遇到困难，因此周恩来提议，博古下去以后还是毛泽东领导比较合适。毛泽东说：
“不对，应该让洛甫做一个时期。”
毛泽东的考虑是很周全的，由于共产国际信任留苏学生，由张闻天出任最高领导一来对莫斯科好交代，二来可以团结一大批留苏归来的干部。
周恩来同意了毛泽东的提议，找到博古沟通。博古很干脆地答应了周恩来的提议，随后将代表着中共中央总负责权力与身份的两只铁皮公文箱，送到了张闻天的驻地。从此张闻天成为中共中央最高领导人，开始了他一生中最辉煌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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