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立旭
在如何对待富农问题上广泛征求意见
为什么要先征求斯大林的意见？主要是：在苏联土地改革中，斯大林在如何对待富农问题上，积累了一定经验。这是十分宝贵的。这些经验，既有成功的，也有从失误中总结出来的。因此，新中国在土改中如何对待富农，斯大林的意见很重要。斯大林对于中国革命成功和新中国的建立，是有重要贡献的。在中国共产党内，许多同志是亲斯大林的。特别是在共产党高层，有不少人认为斯大林的意见就是真理。在此情况下，新中国要进行土改，事先征求斯大林的意见，和斯大林交换看法，得到他的肯定，有利于在党内统一思想。另外，斯大林在当时的国际共运中有很高的威望，征求他的意见，得到他的支持，中国的土改会顺利一些。
1949年12月，毛泽东访问苏联。他在与斯大林的会谈中，就中国土改中如何对待富农的问题，征求了斯大林的意见。斯大林略加思索后，作出了一个原则答复：可以把分配地主土地和分配富农土地分成两个较长的阶段来做。在法令上，不要肯定农民分配富农多余土地的要求。在打倒地主阶级时，应该中立富农，并使其生产不受影响。
其实，斯大林的这个意见，也正是毛泽东所想的。1950年2月17日，毛泽东和周恩来从莫斯科联名电告在毛泽东访问苏联期间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刘少奇：
斯大林同志曾在我向其报告土改政策时，提议将分配地主土地与分配富农土地分成两个较长的阶段来做。即使目前农民要求分配富农多余的土地，我们固不禁止，但也不要在法令上预作肯定。我们虽对中国半封建富农作了解释，并说明对资本主义富农并不没收，他仍举十月革命后的苏联为例，要我们把反富农看成是严重斗争。他的中心思想是在打倒地主阶级时，中立富农并使生产不受影响。去年十一月政治局会议时关于江南土改应慎重对待富农的问题亦曾提到过，因此事不但关系富农而且关系民族资产阶级，江南土改的法令必须和北方土改有些不同，对于一九三三年文件及一九四七年土地法等，亦必须有所修改。
毛泽东从苏联回来后，集中精力考虑土改问题，而他考虑的重点仍然是如何对待富农。可以说，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是慎重的。他不是由于斯大林的想法和自己的想法吻合，就自己先作出一个指示，要求下边执行。他知道土改是政策性极强的工作，而且党内在这个问题上确实存在不同认识。各大区的领导同志，长期在基层工作，对农村和农民比较熟悉，有工作经验，因此，他们的意见很重要，以后领导土改，也需要各地方领导干部同心协力进行。因此，他要在党内进一步广泛征求意见，以求集思广益，把土改工作搞好。
毛泽东回国后不久，即于1950年3月12日就土改问题中如何对待富农的问题，致电新区各中央局、分局的负责人。他在电报中说：
在今冬开始的南方几省及西北某些地区的土地改革运动中，不但不动资本主义富农，而且不动半封建富农，待到几年之后再去解决半封建富农问题。请你们考虑这样做是否有利些……第一是土改规模空前伟大，容易发生过左偏向，如果我们只动地主不动富农，则更能孤立地主，保护中农，并防止乱打乱杀，否则很难防止；第二是过去北方土改是在战争中进行的，战争空气掩盖了土改空气，现在基本是已无战争，土改就显得尖锐，如果我们暂时不动半封建富农，待到几年之后再去动他们，则将显得我们更加有理由，即是说更加有政治上的主动权；第三是我们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现在已经在政治上、经济上和组织上都形成了，而民族资产阶级是与土地问题密切联系的，为了稳定民族资产阶级起见，暂时不动半封建富农似较妥当……关于暂时不动富农的问题，去年十一月有饶漱石、邓子恢、李富春三同志参加的政治局会议中，我曾提出过，惟未作详细的分析和未作出决定，现在已到需要作决定的时机了。
毛泽东在这封电报中，已经有了自己的倾向性意见，就是：在新解放区土改中，暂时不动富农。但毛泽东并不是主观地强行作出这个决定，他仍然是在征求意见。他在这封电报的最后，要求新解放区各中央局、分局领导人：将赞成和反对的意见收集起来迅速电告中央，以凭考虑决策。
毛泽东的电报发出后，各大区，各中央局、中央分局的领导同志对土改中如何对待富农的问题，进行了认真研究，向中央反馈了意见。
各地反馈的意见是不同的。有的赞成暂时不动富农，有的则提出：对于富农多余的财产，要平分。提出意见的同志都是认真的。他们都经过调查研究，并且都搞了一些试点。对于这些，毛泽东是清楚的。他把各地报来的意见当作一笔财富，对之进行了反复研究和分析。当年，各地报来的材料，只要一送到他手上，他就立即阅读。有时，毛泽东竟然通宵达旦看这方面的材料。
毛泽东一边看材料，一边把一些关键的问题，单独列出来，用铅笔记在公文纸上，然后自己再拿着这些记着土改关键问题的公文纸，反复看，反复思考。虽经反复思考，他仍然觉得土改问题复杂，牵涉的人数众多，许多问题不好由中央立即下决心。他觉得，还应该把这些关键问题交给各地讨论。1950年3月30日，毛泽东把他亲笔列出的14个关键问题，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到各地征求意见。14个问题中，与富农有关的问题占了一半。毛泽东是采用提问的方式列出的，例如，土改是否可以分成两个阶段？在第一阶段是否可以对富农的土地财产一律不动？如果不动富农，无地少地农民能分到多少土地？如果只没收富农出租的土地，能否能达到中立富农的目的？无地少地的农民会分到多少土地？等等。总之，这些问题，都十分具体，又切中要害。是土改中关系各方利益的部分，而毛泽东提问题的主旨，是中立富农。归结起来，毛泽东所提14个问题中，在对待富农问题上，实际上孕含着两个办法，与地方各负责同志商量：一是对富农土地和财产一律不动，一是只动富农土地出租部分。毛泽东在提问题的同时也提出要求。这个要求十分明确，就是要各地在调查研究中算细账，通过具体的算账，来了解到底执行哪个政策最符合广大农民的利益，又能中立富农的问题。
收到中共中央发来的14个问题后，各地领导干部又展开了新一轮的讨论。讨论中，大家对于毛泽东中立富农的基本原则，是没有异议的。但对于所提问题中所包含的如何中立富农的两种办法，却有不同意见。有的同志认为，应该完全不动富农，这样才能中立富农；有的同志则认为，应该没收富农出租的土地，但保留富农其余土地财产，这样同样可以中立富农。
毛泽东对这两种意见都很重视。他从各地来电中，选择出能集中代表两种意见的电报，转发到各地，要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再研究。
各地经再次研究，又反馈了不同意见。关于要动富农出租土地意见的代表者，是中南局的邓子恢。他一连三次打电报给毛泽东、党中央，提出：要实行“中间不动两头平”的政策，即：不动富农自耕地，不动中农、富裕中农的土地，将地主土地、公地、富农出租土地分给无地少地的农民。关于不动富农土地的代表者，是华东局的饶漱石。他认为，为了中立富农，还是暂时不动富农土地（包括出租土地）为好。如果动这些土地，可能达不到中立富农的目的。
在这两种意见中，毛泽东在内心是赞成饶漱石的意见的。但他没有以中共中央最高领导人的身份立即表示对某种意见的肯定和否定，而是以商量的口气，阐述自己的意见。1950年5月1日，他在给邓子恢的电报中阐述了自己的看法：
现在富农出租的土地数量不大，暂时不动这一点土地，对贫雇农分配土地数量影响也不大，现在我的意见仍以为不动富农出租土地较适宜。
毛泽东的这个意见完全是以个人看法的角度和邓子恢商量。邓子恢自然了解毛泽东的意思，在回电中仍然提出自己的意见，并且新列了许多数字加以说明。
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的民主作风再次显现出来。他在中央高层会议上提出，以中南局和华东局为代表的两种意见，都有一定道理，我们都要认真对待，不能轻易否定。他提出，要代表两种不同意见的中央局，各代中央拟出个土地法令草案，拿到中央来，由中央对比、研究，在此基础上，最后由中央拟定一个法令。中央政治局同意毛泽东的这个意见，于1950年5月上旬，向中南局和华东局分别提出，要他们代中央拟定一个土改法令草案。
两个中央局接到中央指令后，认真对待，组织人在进一步调查研究基础上代中央拟定法令。最早拿出法令草案的是中南局，他们于5月13日，将代拟法令草案电报传到中央。这个草案的主要意思是：在新解放区土改中，对于富农出租的土地，要允许按照不同情况采取比较灵活的政策。我们不动富农的土地财产，但对富农出租的土地，要按减租办法减租。如果有的地方贫苦农民在土改中所得土地太少，不足以维持最低生活，可以经省人民政府批准，酌情征购富农出租土地的一部或者全部。但是，征购富农土地也不能过分，要在征购后，使富农的土地不低于当地中农水平。可见，中南局代中央起草的这个土改法令，已经比较深入地领会了中央精神，在政策条文上，已经比较和缓。
5月15日，华东局代中央起草的土改法令草案也电报传至中央。这个草案，对于其他政策阐述较细，而对于如何对待富农多余土地问题，则只说了一句话：不动富农的土地财产。他们的详细意见，是专门托人到中央来表述的。当年，饶漱石托人见毛泽东，表示了他们的意见：我们在土改中要中立富农，对于富农多余土地，也不要表示暂时不动，过几年再动，那样的话，对中立富农不利，也会增加土改阻力。我们在土改法令中只写上“不动富农的土地财产”就可以了，不要说暂时不动，那样容易使我们被动，会使富农和中农怀疑共产党是要“割韭菜”，谁如果在以后发了家，共产党就要来平分他的财产，这是不利于解放区发展生产的。显然，饶漱石的意见，也和毛泽东的意见不完全一致。毛泽东的意见是，对富农多余土地，只是暂时不动，以后还要动，过几年还是要动的。
对于这两个地区的不同意见，毛泽东是有自己的把握的。他知道，各地情况不同，领导人都是从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出发，来研究问题的。他们不是不实事求是，而是赖以“出发”的“实事”不同，他们在大的政策上是清醒的，是赞成中央关于在新区土改中要中立富农的政策的，意见不同，只是中立富农的方式方法不同。而对于中南局和华东局的两种不同意见，毛泽东更倾向于华东局，而且，他通过听取饶漱石托人带来的意见后，觉得饶漱石考虑得较深入，现在如果马上就提出暂时不分富农多余土地，以后再分，显然会给富农们造成心理恐慌，也会使中农产生顾虑，不利于发展生产。因此，他稍稍改变了自己的意见，赞成饶漱石关于只写上“不动富农的土地财产”就可以了的说法。实际上，毛泽东在内心里已经倾向于同意饶漱石的意见。但是，具有民主作风的毛泽东还是没有立即作出决定。他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议：到底怎么定，要拿到七届三中全会上去最后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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