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立旭
七届三中全会上的不同意见
1950年6月，中共七届三中全会召开。毛泽东在会议上提交了题为《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书面报告。他在这份报告中说：“我们对待富农的政策应有所改变，即由征收富农多余土地财产的政策改变为保存富农中农和保护小土地出租者。”至于因为不动富农出租土地而使贫雇农少分土地的问题，毛泽东认为可以这样解决：由国家用贷款的方法去帮助贫农解决困难，以补贫农少得一部分土地的缺陷。
在讨论毛泽东的书面报告时，与会多数同志同意毛泽东关于不动富农多余土地的意见。同时，与会者也对报告的其他许多部分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会议秘书组在集中大家意见的基础上，对报告作了修改。会议还提交与会者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大家对这个法案也进行了认真讨论，提出了不少修改意见。会议秘书组集中大家意见，对报告进行修改，最后交给毛泽东。毛泽东对这个法案做了最后修改。这个法案关于富农多余土地问题，只写上了一句话：“不动富农的土地财产。”之后，再次把修改后的这个法案提交各组讨论。
一开始，在关于富农问题上，大家基本同意毛泽东的意见。但在深入讨论中，许多同志又对土改中如何对待富农的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结合各地经验，提出了新的不同意见。这些新的不同意见，应该说，主要是因各地情况不同而提出的。中南局的邓子恢在会上就提出，他完全拥护中央关于在土改中不动富农的政策，过去自己有不同意见，现在想通了，完全理解中央的精神。但是，就中南局所辖部分地区来说，情况还是有所不同，这些地区，土地较少，富农所占土地数量较大，如果完全不动富农土地就不能满足贫雇农的土地要求。他提议，对这个问题，可以原则作规定，但要留个活口，不要定得过死，要使基层干部有个机动余地。可以这样定：富农出租土地部分可以有条件地动。
对于邓子恢的意见，饶漱石不赞成。但他也是根据华东地区情况提出的。他在会上说：华东的情况不是这样。在华东，贫雇农通过土改，可以得到全部土地的60%至70%，而富农多余土地也不过占5%左右，动富农多余土地，也仅仅可使贫雇农多分5%的土地，反而不利于中立富农。因此，他认为，还是写上“不动富农多余土地”为好。
而刘少奇则从更广阔的视角考虑问题，提出了不同意见。刘少奇过去以中央高层领导人的身份，领导土地改革，在这方面是有丰富经验的。他对于新区土改动还是不动富农出租土地问题，进行了长期思考。这次在七届三中全会上，他是以举例子的方式提出不同意见的。他说：如果有一个人有40亩土地，全部出租，这个人就是地主，对他的土地当然要没收。但是如果另一个人，有90亩土地，出租40亩，50亩不出租，自己种或者雇人种。我们在新区土改中，如果对前一种人的土地全部没收，而对后一种人出租的40亩土地不动，就不公平。他说：这个问题，大家要考虑。他说：如果我们赞成在新区土改中不动富农，但又提出对富农的一些“尾子”土地要进行调整，在实际执行中，不动富农多余土地问题就站不住了。这个问题，很值得考虑一下。他认为，在新区土改中，绝对不动富农土地，包括不动那些半地主式富农的出租土地，是有困难的。
在这次会上，大家讨论得非常热烈。有人赞成不动富农土地，有人赞成刘少奇的意见。
毛泽东还是坚持自己的意见。他在6月9日的总结报告中回顾了解放战争时期的土改历史后，说了这样的话：
解放战争时期，情况很紧张，我们应该团结绝大多数人，这个道理也对。历史就是这样走过来的。现在战争停了，我们又决定不动富农。那时候，就是要动富农，不动富农，那是不可设想的事情。苏联也有过这样的情形。他们搞军事共产主义，对富农不准备搞的，后来因为敌人进攻得厉害，资本家对他们的态度也不好，才对富农从各方面直接没收。苏联搞新经济政策，废除军事共产主义，是在战争停了以后。我们现在是在战争停了以后，才不动富农。北方战争早已停了，所以去年土改缓和得多了。现在全国除了台湾、西藏尚待解放，战争都停了，因此给了我们一个可能，对富农可以现在不去搞他。
但毛泽东对这个问题仍然十分慎重，他要通过党内民主讨论，进一步把这个问题搞稳妥。七届三中全会闭幕后，毛泽东决定，把土地改革法案再次发下去，征求党内外意见，再修改，直到符合中国实际情况才行。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