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义明
以发展求巩固：“猛烈扩大红军”是“中心工作”“主中之主”
经过长征，红军的力量受到了很大的削弱，从中央苏区高峰时的数十万之众，减少到只有几万人。红军长征胜利，标志着国民党“追剿”政策的失败；但红军到达陕北后，国民党很快就开始组织进一步的“围剿”。红军如何在陕北立住脚跟？一方面，高举抗日救国的旗帜，在政治上占据主动、赢得同情；另一方面，毛泽东认为，必须以发展求巩固，猛烈扩大红军。如果说重用骨干，是在干部“存量”上做文章；那么扩大红军，则是在干部“增量”上做文章。
红军刚刚到达陕北，1935年10月22日，毛泽东在吴起镇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关于目前行动方针的报告并做结论。他说：陕甘支队自俄界出发已走2000里，到达这一地区的任务已经完成。现在全国革命总指挥部到这里，成为反革命进攻的中心。敌人对于我们的追击堵截不得不告一段落，现在是敌人“围剿”。我们的任务是保卫和扩大陕北苏区，以陕北苏区领导全国革命。他在结论中明确指出：结束一年长途行军，开始了新的有后方的运动战。提高战斗力，扩大红军，解决物质问题，是目前部队的中心工作。
此后一段时间内，毛泽东多次强调，要将“猛烈扩大红军”作为第一位的任务。11月30日，他在红一方面军营以上干部会议上指出：“从现时起用极大努力争取与积蓄更加充足的力量”“扩大红军为此时期中心的一环”。他甚至连用了3个“最重要”来强调要“猛烈扩大自己”。
面对民族矛盾取代阶级矛盾成为主要矛盾的新形势和应对抵抗日本侵略的新任务，1935年12月召开的瓦窑堡会议，中央确认了毛泽东的主张，提出“猛烈扩大红军”的战略任务。
面对国民党组织的新的“围剿”，红军不可能孤立地发展自己，而必须在消灭敌人中发展自己。同时，要坚持有后方的作战，就必须扩大苏区。因此，毛泽东指出，大量消灭敌人、猛烈扩大苏区和扩大红军是“三位一体”的任务。这三个任务相辅相成，从战略上和根本上是一致的，不大量消灭敌人就没有扩大苏区和扩大红军的条件；不猛烈扩大红军就不可能大量消灭敌人；不扩大苏区，消灭敌人和扩大红军就失去了依托。但三大任务中也有主次之分，猛烈扩大红军居于主要地位，其他两个任务居于次要地位。这是因为只要有了人，队伍扩大了，就不愁不能消灭敌人，也不愁没有地盘。因此，毛泽东强调：要以扩大红军为“主中之主”“如城高难下，不必强攻，以扩大宣传、扩大红军为第一”。在给各个军团布置具体行动目标和战斗任务时，毛泽东反复强调这一点。
1936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晋西会议决定，为执行党中央争取迅速对日作战的决定，将第一方面军全部改为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第一军团改为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第一路军，第十五军团改为第二路军。4月1日，毛泽东在和周恩来、彭德怀联名发布的关于红一方面军改编的训令中，再次重申了“以发展求巩固”的方针，指出“战略上以少胜多，战役上以多胜少为目前军事指挥的基本原则”；要求先锋军在7个月内完成5万人的编制并武装起来，完成以扩红为总方针的第一等任务。
全国抗战爆发后，为适应抗日战争的新形势和由红军改编而成的八路军、新四军队伍不断扩大的新局面，1938年3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以担负起党领导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彻底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神圣任务。在正确方针指引下，党的武装力量和党的队伍得到迅速发展。从1937年9月到1938年10月，八路军发展到15.6万余人，新四军发展到2.5万人；到1938年底，党员人数已经从全国抗战开始的4万多发展到50余万，使我党成为具有广泛群众基础和政治影响的大党。
提升素质：教育干部，训练干部，“是执行一切政治军事任务的决定一环”
队伍要有战斗力，除了要有“量”上的扩张外，更为关键的是要有“质”的提升。尤其是在1935年华北事变后，面对国内矛盾的转变，面对抗日救亡运动的不断发展，在局势转变之际，干部能不能适应和引领这种转变，是关键问题。不管是对长征时期的老干部，还是扩大红军中成长起来的新干部，都有一个学习和重新学习的问题。这样，进入1936年，对教育、培训干部问题的重视，成为毛泽东的一个工作重点。
1936年5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目前形势与今后战略方针》的报告。报告中着重提出办红军政治学校的问题。他说：要弄西北局面及全国大局面，没有大批干部是不行的，现在不解决这个问题，将来会犯罪。办一所红军大学来培养大批干部，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
这里所说的“西北局面”，指的是瓦窑堡会议后，在我党的积极努力下，红军与张学良领导的东北军和杨虎城领导的第十七路军，在“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政治主张下实现联合的局面。所谓“全国大局面”，就是瓦窑堡会议所指出的华北事变后，民族矛盾取代阶级矛盾成为主要矛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有可能形成的新局面。在这样的局面转变之下，我们党的政治路线作出了调整，干部在思想政治和各项工作中也要做出相应调整。毛泽东认为，不解决这个问题就是“犯罪”。
随着抗日局面的不断发展，毛泽东不断强调干部教育这一问题。1936年10月13日，他在和杨尚昆联名给红一方面军和红一军团负责人彭德怀、左权、聂荣臻、朱瑞、邓小平（朱瑞、邓小平当时分别担任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副主任）的电报中指出：“教育干部，将干部的政治、军事、文化水平大大提高一步，是执行一切政治军事任务的决定一环。”1937年5月3日，他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针对国内主要矛盾转变、共产党和国民党必须而且很有可能实行第二次合作的新形势，指出：“和平实现与两党合作成立之后，过去在两个政权敌对路线下的斗争方式、组织方式和工作方式，应当有所改变。这种改变，主要是从武装的转到和平的，非法的转到合法的。这种转变是不容易的，需要重新学习。重新训练干部，成为主要的一环。”
围绕着政治路线来教育和培养干部，以适应新形势需要，这是毛泽东的一个重大战略思想。而实现这一战略思想的一个重要举措，就是举办干部学校。
为培养高级党政军干部，1936年初，毛泽东提出建立红军大学的建议。5月20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了这一问题，批准建立红军大学。红军大学的办校宗旨是：培养和造就大批军事政治的民族抗日干部，领导民族革命战争，争取中国民族独立自由与彻底解放。教育方针是：政治、军事、文化并重。教育方法是：自学为主，讲授为辅。培养目标是：“造就群众的、军事的、党的、政治的四种人才。”在革命任务重、我们的干部力量缺乏的形势下，下决心从前线抽调大批高级干部来校学习，“储为将来之用”。这体现了毛泽东的战略眼光，也呼应了他上面所说的“现在不解决这个问题，将来会犯罪”。
毛泽东对红军大学的开办非常重视，亲自担任教育委员会委员，亲自出席1936年6月1日的开学典礼并发表讲话。1937年1月，红军大学（全称为“中国抗日红军大学”）改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毛泽东又兼任教育委员会主席。他出席抗大开学典礼并讲话说：抗大像一块磨刀石，把那些小资产阶级意识——感情冲动、粗暴浮躁、没有耐心等磨个精光，把自己变成一把雪亮的利刃，去打倒日本，去创造新社会。
不仅如此，毛泽东还亲自担任红军大学及抗大的教员。1936年10月至12月，他为红军大学学员讲授“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直持续到西安事变发生。12月，他在讲稿基础上写成《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后来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1937年4月至8月，毛泽东在抗大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每星期二、四上午讲授，每次讲4小时，下午还参加学员讨论，共授课110多小时，历时3个多月。为准备这次讲课，他撰写了《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后来编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的《实践论》和《矛盾论》，就是这次讲课所用讲稿的主要部分。
对干部教育培训工作的重视，体现了毛泽东的远见。大规模的干部教育特别是高级干部的教育，为我党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迎接全国抗战局面，提供了组织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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