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义明
提出好干部标准和培养途径：“有计划地培养”大批好干部，“是我们的战斗任务”
在1938年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政治报告中，毛泽东阐述了如何培养好干部。
图为毛泽东（前排左二）与参加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的部分领导人合影
1936年底的西安事变，是局势转变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枢纽。在此前，国共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还只是一种可能；而在此后，国共高层谈判开始，历史潮流不可逆转地向团结抗日阶段过渡。而1937年卢沟桥事变，则直接促成了国共第二次合作的最终形成。局势转变的最终完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壮大提供了新的环境和契机，同时也提出了新的客观要求。
抗日战争的伟大事业，需要造就大规模的干部队伍。这就要求我们党要有一个明确而正确的干部政策，要解决好什么是好干部、怎样大规模造就好干部这两大问题。
关于什么是好干部，早在1936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就提出了4条标准：第一执行党的路线，第二能与群众联系，第三有独立工作能力，第四遵守党的纪律。
1937年5月8日，他在为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所做的结论中，又集中阐述了什么是好干部的问题。他说：“指导伟大的革命，要有伟大的党，要有许多最好的干部。”那什么是好干部呢？从反面说，“狭隘”，“委琐不识大体、没有远见、没有能力”，是不行的。从正面说，毛泽东强调，好干部要“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有政治远见，有工作能力，富于牺牲精神，能独立解决问题，在困难中不动摇，忠心耿耿地为民族、为阶级、为党而工作”。“党依靠着这些人而联系党员和群众，依靠着这些人对于群众的坚强领导而达到打倒敌人之目的。这些人不要自私自利，不要个人英雄主义和风头主义，不要懒惰和消极性，不要自高自大的宗派主义，他们是大公无私的民族的阶级的英雄。这就是共产党员、党的干部、党的领袖应该有的性格和作风。”
这里毛泽东所论述的好干部应有的“性格和作风”，包括政治立场（政治远见、忠诚为党）、工作能力、联系群众、工作纪律和作风（不要个人主义、宗派主义和消极懒惰）等，实际上与此前提到的4条标准，在内涵上是根本一致的。
好干部的标准有了，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如何培养好干部。在1938年10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政治报告中，毛泽东系统阐述了这一问题。毛泽东指出：“中国共产党是在一个几万万人的大民族中领导伟大革命斗争的党，没有多数才德兼备的领导干部，是不能完成其历史任务的。”“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因此，有计划地培养大批的新干部，就是我们的战斗任务。”
如何培养呢？首先必须善于识别干部。毛泽东提出：“不但要看干部的一时一事，而且要看干部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这是识别干部的主要方法。”其次必须善于使用干部。毛泽东强调，要任人唯贤，不能任人唯亲。再次，必须善于爱护干部。毛泽东提出了爱护干部的5种方法：第一，指导他们。这就是让他们放手工作，使他们敢于负责。同时，又适时地给以指示，使他们能在党的政治路线下发挥其创造性。第二，提高他们。这就是给以学习的机会，教育他们，使他们在理论上、在工作能力上得到提高。第三，检查他们的工作，帮助他们总结经验，发扬成绩，纠正错误。有委托而无检查，及至犯了严重的错误，方才加以注意，不是爱护干部的办法。第四，对于犯错误的干部，一般地应采取说服的方法，帮助他们改正错误。只有对犯了严重错误而又不接受指导的人们，才应当采取斗争的方法。在这里，耐心是必要的，轻易地给人们戴上“机会主义”的大帽子，轻易地采用“开展斗争”的方法，是不对的。第五，照顾他们的困难。
毛泽东提出的好干部标准和培养好干部的途径，是对历史上我们党干部工作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既强调标准和质量，又打破关门主义，主张大发展；既强调教育和提高，又强调尊重和爱护，克服了“左”倾教条主义无情打击的错误。
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不仅在政治路线上基本克服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右倾错误，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而且在干部政策上，事实上确立了一条正确的路线，这就是毛泽东所阐明的什么是好干部以及如何培养好干部的思想。这标志着我们党的干部政策开始不断走上正轨，为开展伟大的抗日战争奠定了重要的组织基础。没有这种正确干部政策的形成，不纠正干部使用、培养中的各种“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和关门主义错误，我们就不能大规模造就干部队伍，抗日战争的伟大事业就不可能顺利向前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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