窦春芳
被任命为共和国第一任体委主任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共中央决定组成中共中央西南局、西南军政委员会和西南军区，由邓小平、刘伯承、贺龙分别任第一、第二、第三书记，刘伯承为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贺龙为西南军区司令员。1951年，全国举行男女篮球、排球比赛，结果西南军区除女排得了个第四名之外，其他3个球队都是倒数第二名。一生酷爱体育的贺龙得知此事后，十分焦虑。他与邓小平商量后，于1951年9月成立了西南区体工队，这也是解放后全国成立的最早的一个专业体工队。为了办好体工队，贺龙从各行各业选拔一批体育骨干，并从上海请来几位解放前的体坛名将充任教练，他还顶着压力起用了曾经在国民党中央军校担任过教官的林绍洲为田径教练。在贺龙看来，只要拥护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祖国，又有真才实学的人都可以重用。从此，西南区的体育运动搞得轰轰烈烈，在不少方面领先于其他地区。
1952年9月的一天，时任政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从北京打电话给在重庆西南军区任司令员的贺龙，告诉他，政务院决定组建中央体育运动委员会，团中央已经写信给刘少奇，建议你担任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因为大家都知道你喜爱体育事业。贺龙一听也十分高兴，为了稳妥保险，他又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请求出任体委主任一职。11月，根据贺龙的请求，毛泽东任命贺龙兼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
上任后，经过调查研究，贺龙发现旧中国留下的体育场馆寥寥无几，在偌大的北京城，仅有1937年建造的先农坛体育场，于是，决定在北京修建一座设施比较齐全、设备比较先进的体育馆。他先派人在天坛东侧找了一块空地，自己又给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万里打电话，请万里负责筹建。随后，贺龙又调来曾经参与修建重庆人民大会堂的张一粟，协助万里工作。在设计过程中，贺龙亲自审查图纸，就连馆内使用的沙发、茶几的样式，都提出了具体的意见。施工期间，贺龙还经常到工地上看望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人，查看施工进度。经过一年多的紧张施工，1955年4月，北京体育馆最终落成。
1958年初，贺龙专门就创办《体育报》的事宜向周恩来进行请示。6月下旬，获得中共中央的批准后，他又亲自请毛泽东为《体育报》题写了报头，还请朱德题了词。此后，《体育报》就成了贺龙必读的报纸。在他的大力支持下，《新体育杂志》和《中国体育》杂志（英文刊物）也先后创办。
国家体委成立初期，专业技术人才严重不足，几乎每个体育项目都既缺少教练员，又缺少优秀的运动员。为此，贺龙力排众议，不拘一格，大胆选用了一批优秀的教练员、运动员，此外，贺龙还吸引了很多流落海外的体育人才回来报效祖国。经积极努力，1954年前后，国家足球队、篮球队、乒乓球队、田径队、网球队、体操队、游泳队等相继组建起来。在运动员的管理上，贺龙借鉴军队的管理方法，在运动员的训练上，贺龙主张训练难度要大幅度地超出比赛的难度，这样才能够在比赛时最大限度地发挥运动员的技术，并提出了“三从”原则，即从难、从严、从实战出发，加上“大运动量训练”，最终归纳为“三从一大”原则。后来，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贺龙又进一步提出了“三不怕”（不怕苦、不怕难、不怕伤）、“五过硬”（思想、身体、技术、训练、比赛过硬）的口号。
后来，贺龙发现全国人民对中国篮、排、足三大球水平落后的现状非常关心，便怀着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发誓要把三大球的水平搞上去，并说：“我们一定要扭转我国体育落后的局面，摘掉‘东亚病夫’的帽子，我看不到三大球翻身，死不瞑目!”他运用乒乓球、羽毛球的成功经验，精心指导部署三大球的训练工作，还特别主张学习外国的经验。1959年第一届全运会期间，国家体委邀请了保加利亚体育代表队来华访问，这期间，中国男篮与保加利亚篮球队进行了一场比赛。当时，保加利亚篮球队是欧洲的冠军队，并获得过奥运会男篮比赛项目的第四名，该队中锋米尔契夫是世界著名高手，人称“巴尔干雄鹰”。贺龙的次女贺晓明后来回忆说：“比赛的前一天晚上，夜已经很深，而父亲却久久不能入睡，他心里装着的都是这场比赛，于是，就来到中国男子篮球队的驻地，找到教练员陈文彬和张子沛。父亲见面就问，明天的比赛准备怎么打，两位教练没想到体委主任深夜造访，不免有些紧张，互相推让对方先谈。父亲便笑着说，你们都不讲，拿不出作战方案，我们就在这里坐到天亮。几句话，逗得在场的人都笑了，接着，他又掏出香烟给大家抽，并声明这烟里没有尼古丁的。经他这么调节气氛后，两位教练都无拘无束地发言了，最后，父亲还谈了他的想法。他建议中国队采用‘三英战吕布’的战术，搞‘小个子打大个子’的战法，场上的5个人要当7个人用，对强手要敢打敢拼，不畏惧对手，不但要守得住，还要攻得下，能攻善守，打好这场球。”按照贺龙的指示，中国队最终以86∶77战胜了强大的对手。
在贺龙的关心和指导下，经过十几年的努力，中国体育战线成果累累，发展喜人，贺龙对新中国体育运动事业的贡献是巨大的，可以说，他是新中国体育事业的开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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