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玮
不当“官老爷”的胡耀邦
高勇说，凡是读过胡耀邦的文章和听过他讲话的人，都有一个共同感受，就是没有空话、套话，而且语言生动，观点鲜明，旁征博引，分析透彻，文情并茂，入情入理，总能给人以深刻的启迪和巨大的鼓舞。胡耀邦的文章大多是自己动手。“他最反对那种‘秘书写稿子，首长念稿子’的官老爷作风” 。
作为秘书，高勇这时的任务就是抄清，“通常是他一边写，我一边为他抄清，写一页抄一页。抄清了他又改，然后我再抄，他再改，有时连我们都弄不清是第几稿了。”高勇说，正是因为如此，胡耀邦讲话从来没有出现过“秘书写错了，首长也念错”的那种笑话。而且，就算是别人把他的讲话抄错了或者打印错了，他也能一眼看出来。因而，高勇对曾经发生过的一件拿错稿子的往事记忆尤为深刻。
那是在1960年5月4日，首都青年和各界群众5万多人在故宫太和殿的大院里隆重集会，支持土耳其人民爱国主义斗争，中央决定由胡耀邦在此次会议上发表讲话。接到中央文件通知是在5月1日，胡耀邦立即着手起草讲话稿，时间相当紧迫。经过一天一夜的突击，打印出了讲话初稿。5月3日上午，胡耀邦带着另一位秘书李彦去向当时分管青年团工作的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刘澜涛请示。刘澜涛看了讲稿，提出了修改意见，要求重新再写一稿。胡耀邦回来后立即动手改写，他写一段，高勇抄一段，打字员打一段，这样一直不停地写、抄、打字，谁也说不清写了几稿，几个人从5月3日一直奋战到4日凌晨1点。因为4日上午9点开大会，这时秘书们都劝胡耀邦先去睡觉，他们继续抄清打印，直到4日凌晨4点工作完毕才去睡觉。
谁也没想到精心准备的讲稿还是出了问题。8点20分，高勇、李彦、李汉平3名秘书随胡耀邦一起出发去参加大会。在车上，胡耀邦要看讲稿，高勇递上一份。他看着看着“嗯”了一声，接着说：“这里漏了一段嘛！”高勇和李彦顿时紧张起来。李彦也赶快拿了一份查看，之后说：“没有错，没有漏。”胡耀邦说：“明明漏了一段嘛，怎么说没有漏？”李彦坚持说：“说没漏就是没漏，您爱信不信。”高勇因为缺觉当时头昏昏沉沉的，也说不清漏了还是没漏，所以没吭声。这时胡耀邦问高勇：“带底稿没有？”“没有。”高勇说。
“我压根也没想到带底稿，因为几个人校对的，谁会想到出错呢！”高勇后来回忆说。当时，汽车就要到故宫了。高勇提议先送他们去会场，自己马上回去取底稿。他急急忙忙地赶回去拿底稿一对照，果然是漏了一大段约300字。当高勇取了底稿回到会场时，已经到了预定开会时间。不等胡耀邦开口，高勇赶紧承认确实是漏了一段。当时，彭真也在一旁，那天他是代表中央最高领导人参加大会的。胡耀邦着急地对彭真说：“你看嘛，他们把我的讲话稿子打印时打漏了一大段。”又面向高勇问：“怎么办呢？”高勇说：“把漏的这段我给您补抄到您这份讲稿上，但主席台上的稿子和给记者的稿子都来不及改了，只能告诉记者报道时以您的讲稿为准。”胡耀邦表示同意，也只能这样了。彭真关心地说了一句：“不要着急，晚一点开会。”旁边还有一两位领导同志也随着说了一句：“别着急，推迟一点时间开会没关系。”这才使胡耀邦平静下来。
由于这个差错的发生，大会推迟了20分钟。这件事给了大家一个教训。
高勇任胡耀邦秘书时，“大跃进”刚开始不久。那时候，毛泽东特别强调干部参加体力劳动，而且后来形成了规定，每人每年至少要参加体力劳动1个月。胡耀邦对毛泽东的号召总是身体力行。1959年5月，一过五一节，胡耀邦便提出要去河北省安国县齐村劳动1周。当时，中国青年出版社的一批干部在安国县下放劳动，胡耀邦去安国劳动，也是为了看望这些干部，了解有关情况。他事先不让工作人员向县委打招呼，除了通知时任中国青年出版社副社长的张宇、中国青年报副总编辑邢雁外，只带了机要秘书高勇和警卫秘书李汉平两名随从，司机高振球开车，乘坐一辆苏联老式“嘎斯69”吉普车，直奔安国县齐村。
一行人午饭后从北京出发，到达齐村时已是黄昏时分，胡耀邦直接住进了群众家里。为了安全起见，高勇和李汉平一致认为还是应该告诉县委，不然万一发生意外，大家都担当不起。于是，高勇请李汉平和高振球瞒着胡耀邦开车到县委报告。县委领导和公安局长很快来到了齐村，一再动员胡耀邦去县委住宿。胡耀邦婉言谢绝，说自己是来劳动的，住在村子里最合适，况且，和群众住在一起没有什么不安全的。没有办法，县委的同志经过商量，决定留下公安局长住在胡耀邦隔壁一家，负责安全工作。高勇和李汉平与胡耀邦住在一个小院里，胡耀邦住南屋，高勇和李汉平住西屋。
“那时候，我27岁，李汉平24岁，我们年轻人睡觉多，劳动一天，更是睡着了醒不来。”可是，每天早晨天刚一亮，胡耀邦就起来了。他见高勇他俩还在睡，就在院子里大声喊：“小李，走，下地了！”他俩只得赶快爬起来刷牙。胡耀邦见了对他俩说：“刷什么牙呢！人家群众都下地了，我们不能去晚了。去晚了影响不好，劳动就要像个劳动的样子。”说着就出门往外走，高勇他们也只好睡眼惺忪地跟着他下地。
高勇说，胡耀邦干起活来很认真，“点种、锄草、推水车，什么都干，而且不要别人照顾。大家休息时，他才坐下来抽支烟，大家不休息，他也不肯休息”。陪同一起劳动的齐村团支部书记叫采姑，性格开朗，干活泼辣，外号“傻闺女”。她看劳动时间长了，就劝胡耀邦说：“胡书记，休息一会儿吧！”胡耀邦则风趣地说：“我是来劳动的，你这个傻闺女怎么老是要我休息呢？”引得在场的人一阵大笑。
当时，“大跃进”的不良后果开始出现，群众生活很困难。胡耀邦和高勇他们下乡期间差不多天天吃白薯干、玉米面糊糊和白薯面窝头，吃后肚子发沉、胀气。白薯干在晾晒过程中，有的沾上了尘土，吃起来硌牙，有的发了霉，苦涩难咽，甚至有时可能还混入不洁异物。高勇回忆说：“有一天，耀邦悄悄跟我说‘高秘书，我今天吃了一块鸡屎’。我忍不住笑了，问他怎么会吃了鸡屎呢？他告诉我，‘有一块东西我以为是白薯干，吃到嘴里发臭，咽下后才想到可能是鸡屎。’”
由于国家经济困难，从1959年开始，粮食定量也一减再减。像胡耀邦这一级的干部，每月也只有2公斤肉、1.5公斤鸡蛋的“特供”，“这本来就远远不够吃的，而耀邦上有老母、岳母，下有幼子、幼女，加上不断来客，那么一点‘特供’，吃到他嘴里能有多少！”好在胡耀邦出身贫苦，又经革命队伍艰苦生活的长期锻炼，特别是长征中吃过树皮、草根，可以说是艰苦备尝，平时生活就简朴清淡。“每天晚上他都要工作到深夜一两点钟才睡，饿了，李汉平有时给他煮一小碟带皮花生，或在锅里烙几片白薯，端给他吃。”
说到胡耀邦饮食和穿着上的不讲究，高勇讲起一件有趣的往事。那是1962年9月，中央决定由胡耀邦率领中国人民友好代表团访问阿尔巴尼亚。“当时规定的制装费150元，只能做一套衣服和购置一些零星用品。但9月份去欧洲需带大衣，耀邦一件咖啡色呢子大衣已褪了色，领子磨白了，而且熨也熨不平。想从团中央国际联络部借一件，又因耀邦个子小，没有那么短的大衣，找不到合适的。”当时，高勇新做了一件烤花呢大衣，他便向胡耀邦提议可以穿自己的这件新大衣去。“因为我的个子同耀邦差不多。他说可以试一试。拿来一试，能凑合，除了肥一点，长短合适。”这样，李汉平把高勇的这件大衣送到洗衣店熨平，就成了胡耀邦出国访问的礼服。“首长向秘书借大衣出国，这在中央委员中恐怕是独一无二的”，每每回忆起这件事情，高勇都感慨不已。
关于胡耀邦的着装，高勇还讲了另一个故事。有一年夏天，胡耀邦接待外宾，上身穿了一件新做的绸衬衫，可是里面贴身穿的汗衫脊背上却有3个破洞，隔着衬衫也看得清清楚楚。工作人员一致认为不能在外国人面前丢脸，“李彦提出应换一件。耀邦问：‘这样不行呀？’李彦说不行，我也说不行，这才又找了一件换上。”高勇说，其实胡耀邦平时在家时，穿衣真是简朴极了，“夏天穿个圆领汗衫，冬天穿一件旧灰色毛衣，五粒纽扣还不一样，有一粒是后来配的，脚上则一年四季是穿一双拖鞋。只是外出参加会议时，才穿一双皮鞋和旧中山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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